1967年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冲突引发塞浦路斯危机,将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北约成员国推到战争边缘。美国总统约翰逊派遣以塞勒斯·万斯为总统特使的特派团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之间穿梭调解。万斯经过三个阶段调解,缓和了紧张局势。多种因素促成了万斯调解取得成功,从而避免了希土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也使塞浦路斯暂时避免了一场灾难,而且缓和了因1964年“约翰逊书谏”所造成的土耳其与美国冷淡关系,并为后来美国处理与土耳其关系探索了基本模式。但万斯的成功调解也增强了土耳其自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心,而希腊军政府据此产生了美国能够压制土耳其使之不能武装干涉塞浦路斯的认识,从而为其后塞浦路斯局势的演进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塞浦路斯危机 塞勒斯·万斯 土耳斯—希腊关系 美国—土耳其关系 美国—希腊关系

作者简介: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高成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塞浦路斯作为东地中海蕞尔岛国,毗邻欧亚非三大洲,扼东西方交通要冲,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始终扮演着与其面积极不相称的重要性,自古为强国必争之地。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开始移居塞浦路斯。之后,塞浦路斯被埃及、波斯等国征服。公元前30年,其被并入罗马帝国,后归属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时代,其先后被法国和威尼斯占领。1571年,其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从此出现了土耳其人。1878年英国占领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发起了要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意诺西斯”运动,并在1954年展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9年2月在英国主持下,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三国四方签订《苏黎世—伦敦协定》,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民族分权。共和国在实施宪法过程中,特别是在五个主要城镇希土两族分别单独建立市政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希土两族按照7 ∶ 3 的比例分配等规定,两族产生严重分歧。1963年11月,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单方面修宪,导致两族冲突再起,共和国各级政府中的土耳其族公务人员随即全部撤出,散居于希腊族人中的土耳其族人也纷纷逃往土耳其族人聚集区。虽然英、希、土三国采取紧急维和行动、英美提出解决方案,以及联合国派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等一系列努力,但两族流血冲突不断。1964年6月5日,土耳其外长费里敦·杰马尔·埃尔金(Feridun Cemal Erkin)发表声明称,如果希腊族人继续攻击土耳其族人,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采取行动将不可避免。美国认为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将会导致北约盟国土、希两国爆发战争。为阻止土耳其出兵,美国总统约翰逊致信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即著名的“约翰逊书谏”。约翰逊总统警告土耳其政府,在没有获得北约盟友的完全同意和理解的情况下,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将导致苏联的直接介入,土耳其将不会得到北约的帮助,同时表明美国不允许土耳其利用美国的武器对塞浦路斯进行武装干涉。“约翰逊书谏”终结了土、美自1947年以来的“蜜月期”,两国关系从此走向冷淡。1964年危机后,塞浦路斯局势整体趋于平缓,希土两族各自为政。在美国的压力下,希腊和土耳其将抵抗“”作为共同目标,关系有所改善,但这并没有给塞岛土希两族带来和解。相反,两族继续加紧掘壕固塞,扩大各自的控制区。随着1967年4月上台的希腊军政府积极推进“意诺西斯”,最终导致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的暴发。

塞浦路斯问题是在冷战背景下出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冷战的产物。美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关注,并不在于塞浦路斯的独立还是与希腊合并,或被希腊和土耳其分割,只要在北约范围内就行,而且特别关注不能因塞浦路斯内部民族冲突而引起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战争,导致北约南翼的崩溃。正如1967年11月22日苏联政府就塞浦路斯局势发表声明所指责的,“美国想靠牺牲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自由和独立来克服这个军事集团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苏联通过塞浦路斯最大的政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简称“劳进党”,AKEL)对马卡里奥斯总统有重要影响,苏联坚决反对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或被希、土两国分割而纳入北约范围,在保障塞浦路斯独立、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制造希腊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破坏北约南翼稳定。因此,塞浦路斯问题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国内外学界对1964年和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关注较多,成果较丰。但对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关注不够,仅在塞浦路斯通史、土美关系等论著中略有提及,少有专门研究。本文基于英美解密档案及相关论著,详细剖析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与美国的反应,特别是美国派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调解的详细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万斯调解成功的原因和影响,揭示冷战背景下美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利益。

希腊军队向塞浦路斯渗透,制造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的冲突从而引发危机。1967年4月希腊成立军人政府后,不断向塞浦路斯派遣军队,积极推进“意诺西斯”。军政府成立前,在塞岛的超过《苏黎世—伦敦协定》规定的希腊部队约有四千八百人,但当危机暴发时,超过规定的希腊部队已达6000—15000人,为希土两族新一轮冲突埋下了伏笔。科菲努村(Kophinou)是一个土耳其族人聚居区,以南约5公里处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散居的圣锡奥多罗斯村(Ayios Theodoros)。希腊族警察一直在该村巡逻, 1967年7月之前从未发生过两族冲突。7月,圣锡奥多罗斯村发生了枪击事件,希腊族警察暂停巡逻。9月秩序恢复后,进入该村巡逻的希腊族警察遭到了土耳其族武装人员的抵抗,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斡旋下,两族开始了长时间的谈判。希腊族警察与维和部队达成一致,在维和部队确认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充分缓解之前,不会恢复这种巡逻。但就在局势未充分缓和时,11月14日希腊族警察擅自进入该村巡逻,并未遇到土耳其族人的阻拦。次日下午,“埃欧卡”前军事总指挥格里瓦斯(George Grivas)带领希腊族巡逻队再次进入该村时,遭到了土耳其族武装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战斗,战火很快蔓延到科菲努村。希腊族人装备了重型武器、装甲卡车,并以大约10倍于土耳其族人的兵力,于15日晚上7时占领圣锡奥多罗斯村,8时占领科菲努村。16日双方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调解下同意停火,冲突导致至少22名土耳其族人和2名希腊族人死亡,并摧毁了土耳其族在这两个村庄的防御设施。这次冲突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希腊军政府授权格里瓦斯发动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在报告中指出:“(希腊族人)在圣锡奥多罗斯村行动的规模和速度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旦遭到土耳其族人的抵抗,他们就实施行动。”在这次冲突中,联合国维和部队安排停火的努力在村庄几乎被占领前一直被忽视,而且希腊族国民警卫队用炮弹击毁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哨所,拆除了一个关键位置的无线电台,使联合国部队无法通过无线电寻求援助和阻止袭击,甚至解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的武装。

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两族冲突反应强烈。当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到安卡拉,土耳其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先通过其驻联合国代表奥尔汗·埃拉尔普(Orhan Eralp)向秘书长表明,这次战斗是格里瓦斯利用重型武器和装甲车,进行策划和预谋攻击的结果,并表示除非联塞部队介入制止攻击,否则就有在全岛爆发冲突的危险。接着,土耳其驻尼科西亚代办向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联塞部队指挥官口述了土外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Ihsan Sabri Caglayangil)的信件。查拉扬吉尔称:“针对圣锡奥多罗斯村的袭击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复杂因素。虽然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警察的巡逻问题,但这种行动是塞浦路斯政府的公然挑衅。联塞部队应立即阻止攻击,并清除位于科菲努村以及圣锡奥多罗斯村土耳其族聚居区的希腊族和希腊武装部队。如果不这样做,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向岛外蔓延。因此,我们要求联塞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当晚9时30分,土耳其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希腊族人的军队在次日凌晨6时之前还没有撤离被占村庄,就对塞浦路斯实行空中打击。土耳其政府向塞浦路斯政府发出24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希腊族军队撤出15日占领的地方,但没有给希腊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6日凌晨4时,希腊族人开始逐渐从土耳其族村庄撤出,土耳其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政府随即取消了进攻塞浦路斯的计划。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杰马尔·图拉尔(Cemal Tural)后来写道:“1967 年危机中,内阁决定对塞浦路斯动用武力。但是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内阁决定推迟行动,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我只得到书面形式推迟行动的决定……”。

土耳其政府向希腊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米雷尔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应对引起民众不满。1967年11月16日,土耳其各青年组织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埃尔祖鲁姆(Erzurum)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总理德米雷尔辞职。德米雷尔在同一天也受到大国民议会的强烈谴责。迫于舆论压力,11月17日,大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授权政府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干预和登陆塞浦路斯。土耳其政府故下令对塞浦路斯实行军事干预的准备工作。外长查拉扬吉尔也在同一天向希腊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希腊撤回在塞浦路斯的除1959年协定规定之外的所有部队,并召回格里瓦斯,遣散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希腊族部队完全撤出冲突发生地,保证土耳其族在其聚居区内建立管理和执法机构的权利,赔偿土耳其族在此次冲突中的损失。如果以上要求得不到满足,土耳其威胁希腊将向塞浦路斯派遣同样数量的部队。11月18日,土耳其总统杰夫代特·苏纳伊(Cevdet Sunay)在回复约翰逊总统17日呼吁土耳其克制的信件中表示,“当一个国家面临不断挑衅和有预谋的侵犯时……克制不再意味着明智,它只能意味着耻辱和屈服。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不会实行这样一个政策”。查拉扬吉尔对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帕克·哈特(Parker T.Hart)强调:“希腊族巡逻队在圣锡奥多罗斯村制造了非常悲惨的事件……土耳其政府不会允许在塞浦路斯的12万土耳其族同胞像牛一样等待宰杀。我认为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我们想做什么的问题,而在于上帝想让什么事情发生。”当哈特提醒战争的前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噩梦”时,查拉扬吉尔反驳道:“你很恰当地提到两个盟国之间战争的前景将是一场噩梦,但一劳永逸地越过这个噩梦要比每天晚上都面对一场噩梦好得多。”21日,土外长向美、英、加三国驻土耳其大使表明,“只有希腊开始从塞岛撤出额外部队并赔偿土耳其族人,土耳其才可能与希腊进行直接谈判”。

希腊拒绝土耳其最后通牒,希土两国濒临战争边缘。1967年11月22日,在安理会上,苏联代表大加指责希腊军政府,矛头直指北约和美国,但对土耳其威胁要武装干涉轻描淡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几经犹豫后,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亚瑟·J.戈德堡(Arthur J.Goldberg)压力下,决定派遣危地马拉人约瑟·罗尔兹-班尼特(Jose Rolz-Bennett)为秘书长特使,但授权他仅仅施加其影响力而不予调解和采取真正行动。同日,希腊拒绝了土耳其17日最后通牒。土耳其内阁在当地时间23日凌晨3时30分讨论希腊的回复。土耳其国务部长(Minister of State)奥兹图尔克(Ozturk)称,(希腊的)答复不“令人满意”,情势如此危急以至于无法“忍受”任何商讨。土耳其政府决定确保“我们在塞浦路斯的人民的自由”。查拉扬吉尔称:“希腊的回复并不是土耳其想要的。土耳其政府想要和平,但没有时间了,土耳其政府认为没有谈判的机会,必须采取它所认为的必要行动。”与此同时,土耳其加快了军事准备的步伐。11月24日,土耳其宣布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土希两国濒临战争边缘。

美国密切关注着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向美驻塞浦路斯大使泰勒·贝尔彻(Taylor G.Belcher)和驻希腊大使菲利普斯·塔尔博特(Phillips Talbot)传达了美国政府对此次事件的极大关切,即可能导致1964年8月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事件的重演,并要求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冲突。美国主要关心的是避免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发生战争,“土希之间发生战争将瓦解北约,摧毁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除了在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造成伤亡和破坏外,还将导致苏联在该地区推进其利益”。故此,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劝阻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的攻击,同时由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提出五点建议瑏瑠,作为土希两国谈判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要求希腊国王康斯坦丁(Constantine Ⅱ)、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敦促土耳其继续保持克制,给外交和联合国努力解决危机留出时间。

鉴于各方对1964年“约翰逊书谏”的不满,美国最初并不愿深度卷入这次危机。但后来局势恶化宣告美国在11月14—22日的努力失败,土希两国濒临战争边缘,美国不得不深度介入以缓解危机。美国决定派遣总统特派团前往调解,主要有四方面考虑。一是美国继续采取类似“约翰逊书谏”方式单方面对土耳其施压已经不能解决危机,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正如美国务院在此次危机结束后的一次会议上对派遣总统特使调解危机的必要性所做的说明所言,“1964年‘约翰逊书谏’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一封新的信件实际上可能促使土耳其进行军事干预”。二是只有派遣代表美国总统的总统特使便于直接会晤希、土、塞三国高层特别是总理、总统或国王,也“只有一位总统特使才能将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北约秘书长这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一起努力”。三是“特派团能特别有效地使有关方面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以及美国政府认为的严重性”。四是特派团可以打破常规采取非常措施。“一项特别的总统任命意味着局势已经到了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地步。”基于完成上述特殊使命,总统特使人选最为关键,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军事危机应急处理经验,而且还应享有国际影响的身份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得到约翰逊总统的充分信任。当时万斯辞去国防部副部长之职不久,在纽约律师界工作,约翰逊总统评价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意志坚定且拥有非凡智慧的人,并在卸任前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国家最高奖章,足见约翰逊总统对万斯的赏识和信任。在当时委派万斯可谓最佳人选。万斯的调解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1月23—25日):特派团一边寻求希土两国谈判的共同基础,一边寻求土耳其在调解期间不采取武装干涉的承诺。

1967年11月22日,美驻土大使哈特称土耳其军事准备已完成,“可以随时发动进攻”,而且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支持进攻。哈特猜测土耳其将会等待希腊对土耳其17日最后通牒的回复。如果回复消极,可能会导致军事行动。在希腊拒绝了土耳其要求后的当天,约翰逊总统任命前国防部副部长万斯为调解塞浦路斯问题特使。万斯被告知,“根据我们的情报,土耳其军队已经在港口集结,很可能在第二天凌晨对塞浦路斯采取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土、希之间将爆发战争”。约翰逊总统对万斯的指示简单明了:“做你所有能阻止战争爆发的事情。如果有什么需要,告诉我。祝你好运!”土耳其政府虽然同意会见万斯,但仍将约翰逊派遣万斯的行为看作对其外交的第二次干预,是3年前“约翰逊书谏”的重现。反美情绪在土耳其迅速蔓延。22日下午,5000名示威者携带反希腊和反美标语,从伊斯坦布尔大学游行到塔克西姆广场,要求政府对希腊开战。由于示威活动,万斯乘坐的飞机甚至无法在安卡拉的埃森博阿(Esenboga)民用机场降落,只好降落到附近的军用机场。

11月23日,万斯到达土耳其。德米雷尔总理向万斯谴责希腊政府用“渐进式策略”(salami tacnics)非法将军事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塞浦路斯,最终摧毁了土耳其族聚居区,为合并塞浦路斯铺平道路。万斯建议将撤出希腊部队与降低土耳其军事动员结合起来以打破目前僵局,德米雷尔断然拒绝。德米雷尔最后向万斯表示,土耳其政府与希腊政府没有什么好谈的,虽然土耳其欢迎万斯,但如果希腊不把非法部队从塞岛撤离,土耳其与万斯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万斯在报告中强调土耳其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态度强硬,他们发现土耳其总理和外长只准备在最后通牒条件下改变战争路线。万斯意识到这会使其使命陷于困境,但他还是获得了土总统苏纳伊的承诺,即土耳其不会在万斯调解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万斯到达土耳其的当天,苏联驻土耳其大使斯米尔诺夫(Smirnov)会见了德米雷尔总理,后来斯米尔诺夫向记者透露,他与德米雷尔就“希腊法西斯的政策”进行了磋商,他强调“正是希腊军政府的行动造成了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伤亡”。土耳其国民议会代表科斯科·基尔贾(Coskun Kirca)后来透露,苏联大使向土耳其保证,苏联不反对土耳其登陆塞浦路斯。

11月23日晚,万斯一行飞往雅典,与希腊外长帕纳约蒂斯·皮皮内利斯(Panagiotis Pipinelis)进行第一次会谈。万斯向皮皮内利斯转达了土耳其的要求,并表明土政府拒绝了其将希腊撤军与土耳其降低军事动员程度相结合的建议。皮皮内利斯表示对此并不惊讶,因为所有情报都指向了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称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同意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如果希腊部队撤离塞岛,两族冲突会接踵而至,接着就是土军的登陆。尽管如此,皮皮内利斯表示如果土政府同意一个不使希腊政府蒙羞的方案,他将考虑其他类型的警察部队分阶段撤离。如果土政府不同意这一点,那就没有希望了。万斯又向皮皮内利斯外长提到了自己之前的建议,并敦促希腊率先撤军。但皮皮内利斯表示,土耳其必须同时降低军事动员程度,还表示他将起草一份书面声明,供万斯和(土耳其)内阁考虑。万斯认为他同希腊外长的谈话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万斯在与希腊国王和首相会谈后称:“我发现希腊政府急于维持和平,如果不妥协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但他们缺乏与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的手段……我们的使命是使他们重燃希望,他们愿意进行合作,愿意从塞浦路斯撤出他们的非法部队。在我们看来,两国存在着基本谅解,因此可以制定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案。

11月25日凌晨1时15分,皮皮内利斯起草方案的最终文本经希腊政府同意,由万斯转呈土耳其政府。万斯对该方案颇感乐观,认为作为“和平解决危机的基本方案”,“符合希腊的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对希腊撤军的要求”。在返回安卡拉途中,万斯甚至还根据这份提案对理想的时间表做了预计,首先就是土政府接受希政府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各方发出呼吁后,接下来就是寻求马卡里奥斯同意希腊提案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因此他可能不得不去尼科西亚进行谈判。

11月25日凌晨8时,万斯将希腊草案转呈土外长查拉扬吉尔。尽管希腊做出了让步,但还是遭到查拉扬吉尔拒绝,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威胁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万斯在报告中表示:“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土耳其从一开始就试图让美国参与进来,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我们警告说,这将造成最严重后果。”万斯要求在土内阁做出任何最终决定前,他要与总统苏纳伊会晤。“当时我们感到阻止战争的唯一希望就是苏纳伊的介入,所以我们要求会见苏纳伊。”当天中午,万斯在与苏纳伊总统会谈中,再一次获得苏纳伊对于土耳其在特派团调解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承诺。然后土耳其政府着手修改草案,由万斯代为通知希腊政府,解决问题的两个先决条件是:(1)希腊政府撤出其在1959年《苏黎世—伦敦协定》规定之外的所有驻军,在第三部分将“分阶段撤军”替换为“立即撤军”;(2)删除“与此同时,土政府将采取保卫和平的措施”,要求希腊政府首先采取行动。万斯指出,如果希腊开始撤军,他们必须获得土耳其同时行动的合理保证。他坚持要求土耳其取消这两个修改意见。苏纳伊表示德米雷尔需要再召集内阁讨论。25日下午五点半,万斯与土外长再次会谈。查拉扬吉尔表示内阁不同意万斯对草案第三部分的建议,但内阁授权他写一封秘密信件,即将第三部分改为“在希腊从塞浦路斯撤军后,土耳其不会进行军事动员”,并表示这份保证不能被公开。万斯坚持土耳其政府回到希腊25日草案的第三部分,避免使希腊政府公开丢脸,但查拉扬吉尔表示如果万斯拒绝将土耳其的意见传达给希腊政府,土美关系将受到损害。迫于无奈,万斯同意将土意见带到雅典。

第二阶段(11月26—28日):特派团转变角色,提出自己的方案,寻求希土两国同意。

在11月25日当晚返回希腊途中,特派团意识到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决定起草一个对双方都公平但不会都满意的折中方案。万斯认为“现在是转变角色和更直接展现美国威望的时候了”。万斯后来称:“我认为第一个转折点是当我们从往返于各方希望寻求谈判的共同基点的忠实中间人(honest broker),转变为提出解决方案并寻求各方同意该方案的调解人,第二次到达安卡拉后,很明显双方永远不会找到共同点,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主动并试图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提案。

11月26日午夜过后不久,万斯向希腊外长皮皮内利斯概述了安卡拉25日的事态发展,强调土耳其在向和解的方向转变,并向其递交了25日与土政府经过磋商达成的协议,获得了皮皮内利斯的积极回应。之后,皮皮内利斯将希腊建议和3个月内撤军的具体时间表以书面形式呈递万斯,但万斯认为这份方案注定会失败。随后万斯与皮皮内利斯讨论特派团制定的方案。主要内容是:(1) 联合国秘书长将向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政府发出呼吁,呼吁包括:a.要求土耳其和希腊政府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b.要求土耳其和希腊政府立即采取步骤,消除对彼此和塞浦路斯安全的任何威胁,并按照先前的呼吁迈出第一步,希腊和土耳其迅速撤出超过它们在1963年数量的部队。(2)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将宣布它们准备立即响应秘书长的呼吁。(3)因此,希腊政府将迅速从塞浦路斯撤出其军事部队。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危机。(4)为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三国承诺向安理会寻求扩大和改进联塞部队的任务,使其发挥更大的安抚作用,并呼吁联塞部队协助迅速做出新的实际安排,以保障塞国内安全(包括所有公民的安全)并监督解除武装。皮皮内利斯表示在万斯离开前召集内阁审查万斯的方案是不可行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如果土耳其拒绝了希腊的草案,万斯就提出他的草案。他还授权万斯告知土方,希腊同意万斯的草案。

11月27日凌晨4时45分,万斯返回到安卡拉,于上午8时会见了土外长查拉扬吉尔,递交了希腊政府的修改草案和承诺撤军时间表的信件。查拉扬吉尔立即表示不予考虑希腊的提议,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和平的前景已经破灭。万斯又向查拉扬吉尔提交了特派团的草案。万斯表示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一地区时,他认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各方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概念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他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他扮演的是邮递员的角色。但是在昨晚看到希腊的方案后,他很清楚土政府不会接受。他认为现在是他综合双方观点的时候了。万斯还称,他所编写的草案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把塞浦路斯的整个问题留到今后的谈判中解决”。因此,虽然该草案是基于土耳其25日的提案,但并未包括希腊和土耳其草案中的某些内容。如果得到批准,它将解决当前的危机。查拉扬吉尔表示会将万斯的草案呈递总理和总统,还称虽然土耳其没有降低军事动员的时间表,但能很快恢复到11月15日前的水平。土政府与反对党、内阁、军方进行了15小时的会议后,于次日凌晨2时告知万斯他们的方案被拒绝。土政府要求希腊军队必须在30天内撤离,且希腊必须立刻同意土耳其的草案。万斯等人用了将近6小时试图扭转这些决定,要求撤军时间延长至60天。但是“我们每一份修改草拟提案都被送到相邻的内阁室,由全部20名内阁成员审议,但他们都怀着复仇的心情。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份稍微改动的提案,并将撤军时间延长15天,这是土耳其最后的立场”。土耳其政府表示,希腊政府“要么接受它要么接受战争”。特派团意识到,土耳其的提案和对撤军要求的时间,对希腊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也降低了马卡里奥斯接受的可能性。实际上,土耳其的强硬立场也与苏联的支持有关,就在土耳其内阁讨论万斯草案的过程中,外长查拉扬吉尔中断会议,会见了苏联驻土耳其大使,据路透社报道,苏联大使对土外长称苏联希望所有非法部队撤离塞浦路斯,并希望确保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安全。

万斯等人当天返回雅典,于上午11时30分会见希腊外长,向其说明当前的局势后,将土外长要求希腊在45天内撤军的信件以及代表土耳其“最后”立场的草案转交希腊外长。皮皮内利斯称这是最后通牒,他本能地倾向于拒绝。他指出:“从始至终,我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每一次交易,土耳其都会提高价格。”不过万斯察觉到皮皮内利斯好像没有在45天内撤军这个问题上犹豫,但对土耳其草案的第四部分(意即要求解散1964年塞政府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好像对希腊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皮皮内利斯表示希腊政府无权替塞浦路斯政府做决定,而且如果希腊部队撤离塞岛、国民警卫队解散,在其他部队组建起来之前,会导致塞岛一片混乱。经过28日晚的内阁会议,希腊政府最终决定接受土耳其提案。但指出就第四部分的规定而言,他们认为也包括国民警卫队的问题,他们不能承担塞浦路斯政府的责任,因此塞浦路斯的权利必然要保留。

在最后1小时即将到来之际,希腊的决定经美驻土大使哈特立刻转交给了土耳其外长。11月29日,美国国务卿戴维·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称:“……没有万斯的活动,土耳其现在正在和希腊进行战争。“

1967年11月29日凌晨,万斯等人飞往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计划说服马卡里奥斯接受土—希提案。特派团的总体策略是一方面和美驻塞浦路斯大使贝尔彻配合,与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外长谈判;另一方面向希腊施压,要求希腊敦促塞政府接受包括第四部分在内的协定。

万斯首先会见了塞浦路斯外长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Spyros Kyprianou),表明他的目的是避免灾难性的战争,而不是试图寻找解决塞浦路斯所有问题的办法。而基普里亚努表示并不能赞同土、希之间已达成的提案。之后万斯与马卡里奥斯会谈,寻求马卡里奥斯对于包含土耳其要求在内的提案进行合作。马卡里奥斯认为他的基本目标是全面非军事化,鉴于此,他很难同意土、希分遣队继续留在岛上。万斯指出,联塞部队呼吁最后实现非军事化,同意这个提案丝毫不妨碍朝着撤离所有军事部队的最终目标迈进。……同意这个提案是避免战争的关键一步。如果塞浦路斯政府不愿意接受,无疑会导致战争,但是如果避免战争,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可能取得进展。马卡里奥斯又指出联塞部队的任务已经饱和,没有必要增加。万斯表示同意。最后马卡里奥斯表示他需要进一步将土—希提案提交内阁讨论。当晚,万斯在美驻塞大使贝尔彻、国务院副执行秘书约翰·沃尔什(John P.Walsh)陪同下再次与马卡里奥斯等人会谈,会谈长达6小时45分,直至30日凌晨2时45分。最终,外长基普里亚努在给万斯的信件中“认可”了土—希提案。他告诉万斯,这封信可以理解为塞浦路斯政府支持土—希提案。特派团返回雅典,认为已经取得足够的成就,使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土耳其和希腊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对彼此和对塞浦路斯的威胁。然而11月30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声明其政府拒绝土—希提案,和平的希望再一次消逝。万斯又返回到尼科西亚,向马卡里奥斯施压要求其进行合作,并毫不掩饰地强调继续不妥协的后果。最终,马卡里奥斯同意将包含土耳其所有要求在内的协定提交安理会讨论。12月3日下午1点,万斯等人与马卡里奥斯进行最后一次会谈。一开始,马卡里奥斯不接受包括增加联塞部队在塞作用的联合国呼吁,但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土耳其和希腊的响应,这使得马卡里奥斯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调解任务完成,万斯等人于12月4日返回华盛顿。

12月5日,万斯在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东地中海发生战争的迫切威胁已经解除,希腊军队正在按计划从塞浦路斯撤军,土耳其正处于降低其军事动员的状态,部队也正撤回常规营地。促进塞浦路斯和平的措施将会在联合国大厅,而不是在岛上的登陆海滩进行讨论。因此,我的使命完成了。

《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在报道中称万斯“夜以继日的19天避免了一场战争”。万斯使命的完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方面的积极因素有如下几点。首先,国务院一开始就给予特派团很大自由,向特派团提供了充分授权。在万斯临行前,助理国务卿卢修斯·巴特尔(Lucius D.Battle)告诉万斯,他拥有最广泛的权力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在调解进行时,除了特派团要求的建议和指示外,国务院始终有意识地避免向特派团提供具体指示。后来万斯也证实,“事实上,拥有广泛的授权非常有帮助,我认为这是任务取得进展的重要因素。”其次,国务院及时成立了塞浦路斯工作小组(Cyprus Working Group),确保了各部门之间联系的效率。再次,特派团的组成也尤为重要。万斯作为约翰逊总统从众多有能力的总统特使中做出的选择,就其本身而言,他显然有来自美国总统的信任和全力支持,万斯在国防部的工作背景对处理军事危机也具有实际价值。而万斯本人在与土、希双方的交谈中显示出惊人的毅力。一位副官估计万斯在调解任务的前5天,平均每天只睡2小时20分,但第二天他总是精神焕发。同时,特派团规模较小,气氛融洽,由有能力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组成,如国务卿腊斯克的执行秘书约翰·沃尔什(John P.Walsh),外交经验丰富,充分熟谙当时外交政策的风格和实质。国务院驻外事务处负责土耳其事务主任约翰·豪伊森(John M.Howison),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海军上校爱德华·霍利菲尔德(Edward Hollyfield),还有国务院秘书处职员埃伦·约翰逊(Ellen Johnson),一位熟练的打字员,带着一台新式便携电子打字机和一个微型变压器,随时处理万斯的通讯。最后,特派团执行任务的方式、策略和风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特派团将解决危机的重点放在处理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上,希望如果能在他们之间达成协议,就能说服第三方——塞浦路斯同意。二是特派团在任何时候都避免提及制裁或其他任何来自美国的压力,但万斯同时也向土耳其和希腊暗示了美国援助的重要性。据当时美国媒体报道,如果塞浦路斯问题引发土—希战争,美国的援助很可能会停止,就像美国在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停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援助一样,而当时土耳其和希腊均对美国援助极度依赖。三是特派团角色的适时转换。起初,它只是寻求在双方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直到11月27—28日,土方的要求使调解陷入困境后,特派团才转向调解人角色,提出自己的方案。万斯称“我们到每个地方都会强调一个事实:每一个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发生战争,对他们和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我们想要在各方面前以一个朋友的角色提出一个公平的协议。我们没有与媒体交流,而是试图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在各方之间私下进行交易”。

希腊方面, 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期间,希腊军政府是促使万斯使命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希腊军政府对言论和新闻严格控制,政府不想要的新闻不能也无法发布,这就给了政府控制民众情绪的机会。美国助理国务卿巴特尔也提到,“希腊没有新闻自由是使和解成为可能的原因”。此外,相比于文官政府,希腊军政府更能理解与土耳其发生战争的后果。

土耳其方面,尽管有政治家煽动以及媒体疯狂地呼吁战争,但土耳其强有力的文官政府,使军队一方面能够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另一方面则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然而更为客观的因素是,与1964年塞浦路斯危机时一样,土耳其军事能力不足极大制约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第一,土耳其军队仍然缺乏登陆塞岛所必需的武装部队和装甲车辆。1964年危机后的3年时间里,土耳其只购买了2艘登陆艇,并不能够将一支能抵抗3万至4万人的希腊和塞浦路斯希腊族联军的强大部队运送到塞岛。第二,正如反对党领袖伊诺努所言,“土耳其军队缺乏海外作战的经验,战争失败对土耳其来说意味着灾难”。第三,土耳其的海军、空军力量也并不允许它对塞岛进行武装干涉。当年美国对土耳其军事力量的评估是,“土耳其武装部队的组织和装备主要是为了打一场防御战,土军缺乏对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岛屿目标进行长期战斗所必需的海上和空中运输能力……土耳其空军缺乏全天候飞机,预警和防空通信系统的空白以及该国装备储备不足,导致其防御能力有所下降……土耳其海军也无法进行大规模行动”。除了军事能力不足外,德米雷尔总理也认为采取军事行动不必要且代价太大,他很清楚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的登陆很可能导致与希腊之间的战争,而他显然不愿意因战争中断其引以为傲的经济计划,况且一旦无法在塞浦路斯迅速占领一个桥头堡,土军将面临战败。

万斯调解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人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1)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外长皮皮内利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康斯坦丁国王被军政府称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危机期间有控制军队的机制,康斯坦丁向万斯保证希腊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而外长皮皮内利斯在这次危机中领导并强烈影响了军政府。美驻希大使塔尔博特指出,“在我看来,当时在希腊没有像皮皮内利斯能把这事办成的人。”万斯也认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皮皮内利斯,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他的国家真的欠他一份感激之情。”(2)土耳其总统苏纳伊、总理德米雷尔、外长查拉扬吉尔、国防部长和外交部其他官员以及军方高级人员都贡献了力量。(3)由于调解任务的主要焦点在于防止土、希之间发生战争,塞浦路斯领导人在后期才引起特派团的极大关注。马卡里奥斯总统冷静、坚定的信念,以及他对岛上局势的控制,是化解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4)美国驻雅典、安卡拉和尼科西亚的大使们随时保持密切联系。在全力以赴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同时,大使们与万斯密切配合,给予万斯充分支持。(5)英国和加拿大驻希、土、塞三国首都的大使们也与美国大使们、特派团进行了密切合作。(6)北约秘书长曼利奥·布罗西奥(Manlio Brosio)、联合国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特使何塞·罗兹-本内特(Jose Rolz-Bennett),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时均扮演了有影响的角色。

万斯对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的成功调解,对土耳其与希腊关系、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甚至对塞浦路斯问题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首先,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战争得认避免。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北约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北约联盟的规划与希腊和土耳其等前沿防御国家的贡献密切相关。美国在希、土两国的军事基地拥有重要的前沿作战空军部队,尤其在土耳其的情报、通信设施,很大程度上不可替代。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的暴发,美国发现它又一次处于土希两个盟友之间,双方都寻求美国的帮助,但都没有信心获得美国的帮助。美国的主要关切就是维持现状,避免两个北约盟国土、希之间发生战争。美国一位外交官曾对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登克塔什称,美国政府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可能导致北约南翼出现“裂缝”,如果没有这样的危险,美国将不会对两族冲突感兴趣。这就决定了万斯使命的核心目标就是制止战争,正如万斯在调解过程中一直强调的那样,“我的使命就是阻止一场战争,而不是解决塞浦路斯的所有问题”。万斯调解的成功,将土耳其和希腊两国从战争的边缘拉回,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得以化解,北约南翼也暂时得以稳定。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是北约内部危机处理机制的重要一环,正如土耳其外交部秘书长泽基·库内拉尔普(Zeki Kuneralp)所言,“许多例子证实,联合国安理会无法解决冲突,但从塞浦路斯最近的危机中可以看出,危机的解决特别有赖于美国的影响力”。

其次,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有所缓和,而且土耳其政府和民众均感到满意。1964年“约翰逊书谏”在土耳其国内引起广泛社会舆论和巨大社会反响,同时煽动起强烈反美情绪,进而在1965—1967年,土耳其出现了反美活动周期性暴发,民众发起退出北约运动,以及重新思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浪潮等连锁反应。而1967年塞浦路斯危机暴发时,土耳其民众对三年前“约翰逊书谏”带来的痛苦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土耳其政界、新闻界以及民众一开始认为,万斯的到来意味着一封“活的约翰逊书信”(A walking Johnson letter),担心万斯会干涉土耳其行使《苏黎世—伦敦协定》赋予其在必要时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权利的行动。实际上,万斯在调解中也谨慎小心,始终避免激怒土耳其。大部分土耳其民众特别是媒体和政治家认为,这一次美国的态度有利于土耳其。土耳其《国民报》(Milliyet)的一篇社论这样描述美国的态度:“约翰逊没有威胁土耳其政府不要干预(塞浦路斯),而是提出了一份完全符合土耳其利益的和平计划。这一次,美国将罪犯与无辜者区分开来,并敦促雅典接受土耳其的要求。”土耳其外长查拉扬吉尔在大国民议会表示:“土耳其与西方的联盟并没有阻止它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采取符合它利益的政策。此次塞浦路斯危机幸运地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调解员万斯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万斯的调解使土耳其在没有军事介入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迫使希腊撤出了在塞浦路斯的部队,而马卡里奥斯也不得不同意通过两族谈判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德米雷尔总理和反对党领袖伊诺努都将这次危机的解决,看作土耳其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力标榜土耳其政府在此次危机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伊诺努甚至公开宣布土耳其感谢万斯。对于马卡里奥斯拒绝遣散国民警卫队,德米雷尔则有意淡化,表示默许。土耳其民众在这次危机中也没有受到侮辱的感觉,万斯的行动也驱散了土耳其人对美国的塞浦路斯政策的怀疑和担忧。

最后,塞浦路斯暂时避免了一场灾难。虽然万斯调解的重点是避免希腊与土耳其爆发战争,而不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引起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必然波及塞浦路斯,而且军事力量相对强大且距离更近的土耳其也必然要对塞浦路斯实施占领,从而实现土耳其族和土耳其政府所一贯声称的希土两族不能生活在一起的观点。所以,万斯的成功调解使塞浦路斯暂时幸免于难。

从美国方面看,万斯的成功调解,可以作为未来对于危机管理进行外交调解的模式,特别是成为后来美国处理与土耳其关系的基本遵循。万斯在调解过程中,既展示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威望,给予土耳其无形压力,以及美国对于土耳其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了美国对土耳其安全利益的关切和对土耳其政府的充分尊重。美国处理与土耳其关系的这种方式,在1974年土耳其武装干涉塞浦路斯时美国与土耳其的互动, 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要求土耳其开放北部边界开辟北方战线遭土耳其拒绝,均体现了这一特征。

从土耳其方面看,一方面,万斯调解使土耳其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通过谈判是不可行的。因为美国的介入及万斯调解的努力并没有给塞浦路斯局势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历史学家塞伊菲·塔什汗(Seyfi Ta?han)在评论1967年和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有何不同时认为,在1974年危机中土耳其决策者们已经有了1967年的经验。他直言“历史已经证明,谈判是不管用的”。1967年通过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失败,导致土耳其在1974年采取了与上次危机截然相反的态度,即以武装干涉的方式解决问题。土耳其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应对也验证了帕特里克·J.麦高恩(Patrick·J.McGowan)和霍华德·B.夏皮罗(Howard·B.Shapiro)的观点,即“外交政策的失败将导致该政策的根本性而非渐进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万斯调解增强了土耳其自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心。虽然美国的介入及万斯调解的努力使一场战争得以避免,但土耳其政府从此认为,要想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唯一方案就是在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之间实行联邦制,其他方案则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且这一方案只有靠土耳其自己择机创造, 1974年土耳其武装干涉塞浦路斯,以及其后“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族邦”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希腊部队从塞浦路斯无条件撤出,也让土耳其认识到希腊不愿为塞浦路斯而开战。1967年危机后,土耳其军方便开始采购和建造大量的水陆两栖舰艇,以便在将来登陆塞岛时使用。而当1974年土耳其准备登陆塞岛时,土耳其确实摆脱了1964年和1967年危机时军备不足的窘境——不仅拥有100艘登陆艇和15000名伞兵,还从法国和意大利购买了100架直升机。

从塞浦路斯方面看,一方面,通过万斯调解,希腊在土耳其的压力下从塞浦路斯召回了格里瓦斯并撤出了非法派遣到岛上的希腊官兵,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希腊军政府对塞浦路斯主权,特别是马卡里奥斯总统行使主权的干涉。正如有学者所分析指出的,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eilongjiangwl.cn/,欧洲预选塞浦路斯马卡里奥斯总统对格里瓦斯和希腊军队的撤离感到高兴,他们在岛上的存在,使马卡里奥斯从1964年到1967年如同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从长远来看,万斯的调解削弱了塞浦路斯的防御能力。在土耳其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或保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希腊从该岛撤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部队,这意味着希腊族人抵御土耳其武装干涉的能力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此次危机的调解使塞浦路斯政府充分认识到,希腊没有足够力量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武装干涉,而避免给土耳其武装干涉造成口实,就是避免希腊过度介入或干涉塞浦路斯事务。故此,马卡里奥斯总统致力于获得亚非组织在宪法问题上对希腊族人地位的支持,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寻求不结盟国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

从希腊方面看,万斯的成功调解,使希腊军政府认为,美国有足够能力限制土耳其武装干涉塞浦路斯,而且进一步认为,自1964年“约翰逊书谏”后,土、美关系走向冷淡,土、苏关系有所改善,在希、美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美国更有理由压制土耳其,使其不能武装干涉塞浦路斯,从而为其后塞浦路斯局势的演进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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