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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多年前的驻乌岁月,那些对我而言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友好片段,成为中乌国缘的生动注脚。

大疫当前,“外交”一词散发出别样的温度。作为曾经的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我对中乌两国在当下的互动不由多了一份关注。在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乌兹别克斯坦及时向中方提供两批医疗援助物资;后来疫情在乌境内暴发,中国也迅速向乌方援助防疫物资,并派出联合医疗工作组,协助乌方抗击疫情。中乌抗疫合作,诠释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精神。

患难见真情,类似的互动在中乌之间不一而足。回首多年前的驻乌岁月,那些对我而言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友好片段,成为中乌国缘的生动注脚。

乌兹别克斯坦是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因苏联解体而独立建国。2005年10月21日,我携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书飞抵该国首都塔什干,成为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五任大使。

乌兹别克斯坦国土面积44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000多万,约占中亚五国人口总和的一半,绝大部分居民(近80%)信奉伊斯兰教。总共10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族占总人口的70%以上。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内陆国之一(另一个是欧洲的列支敦士登),与中国并不接壤,但中国始终视乌兹别克斯坦为自己的近邻。这是因为,中乌两国领土最近的地方间隔只有200多公里,而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乌孜别克族,也与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族属于同宗同源、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中国的维吾尔族,在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亦与乌兹别克族十分相近。

因此,中乌两国和两国人民彼此都并不遥远。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所处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交往。乌首都塔什干和历史名城撒马尔汗、布哈拉,都是古丝绸之路上极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汉代使者张骞筚路蓝缕、出使西域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就发生在今日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国研习佛教,也是经由这里,南下阿富汗然后抵达印度的。著名的维吾尔族国务活动家赛福鼎,也曾经在塔什干学习和生活过。

我出任驻乌大使之前,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过中亚处处长,直接关注和处理中国与中亚各国,包括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党际关系问题。对于时任总统卡里莫夫领导乌兹别克斯坦各族人民独立兴邦,自主建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较为了解,也较为钦佩,写过不少有关乌兹别克斯坦和卡里莫夫的文章。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在该国的大使工作,自始至终都非常顺利。

卡里莫夫是位思想敏锐、经验丰富、通晓国际事务的政治家。在我递交国书时,他对的改革开放理论,对中国妥善处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关系,予以高度评价,同时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在台湾、西藏、新疆、人权等涉及中方重大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将始终恪守支持中国的原则立场。对于中方在乌兹别克斯坦遇到困难时给予的宝贵支持,他也诚挚地表达了谢意。

卡里莫夫具有远见卓识。他高度评价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看到了中国快速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特别重视发展中乌两国政治关系,重视与中方的高层交流与对话。在我担任驻乌大使期间,他会见了所有访乌的中方正部级官员,每次会见会谈,都会就两国关系和双方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看法。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乌兹别克斯坦是首批提供抗震救灾物资的国家之一,一位乌方国防部军官不辞劳苦,坐在伊尔-76运输机临时安放的小马扎上,两次飞往乌鲁木齐,将当时他们仅有的50余吨应急物资送到了中国。

2010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来塔什干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这不仅是中乌双边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欧亚地区一场重大的多边活动。卡里莫夫全程陪同在塔什干的所有活动,两国元首留下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令人至今难忘。

比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上院议长时,按惯例国家元首不必参加,但卡里莫夫出于对中国和中方领导人的尊重,打破礼宾惯例,不仅站在议长身后、在大厦门前亲自迎候客人,而且静静地陪同议长完成了这场别开生面的“站立式”会见。会见结束后,他还临时提议,要陪同客人浏览市容,兴致勃勃当了一次“导游”。

说来也巧,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乌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大规模社会骚乱,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驻乌使馆闻讯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准备接应可能从吉国撤退到乌国南方的华人华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卡里莫夫亲自下令,乌方国防、安全、外交、海关等部门连同地方政府,为中方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帮助。

其中包括临时修复乌吉边境一个封闭多年的废弃口岸,调动大批边防军人和海关人员参与值勤值班,组建了一个庞大车队,随时准备接受调遣。另外还腾出一所学校,用于撤退过来的华人华侨用餐住宿。时任政府总理,现在已是国家总统的米尔济约耶夫,当时还亲自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态度至为友好和认真。

后来,中国驻吉使馆做了妥善安排,那里的华人华侨无需通过乌方即可撤退回国。乌方从上到下,白忙活了一场,但他们毫无怨言,反复强调:“不管怎样,这些中国人能够平安到家就好”,令我们十分感动。我本人和中国外交部,通过多种方式,正式向卡里莫夫和乌国政府表达了谢意。我们表示,中方愿意支付乌方为此耗费的各种费用,乌方非常客气地谢绝了。

中乌两国真诚相待,患难与共,通过这一事件得到进一步展现。此后不久,乌方接待吉国难民和本国侨民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情况,我紧急动用大使基金,为乌方提供了5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派出包机,送来总量20吨、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帮助乌方缓解了困难和压力。卡里莫夫也就此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感谢电。

2011年9月,卡里莫夫总统颁布命令,指示乌国驻华使馆举行仪式,为我授予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勋章,以表彰我为中乌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这时,我离任回国已近一年,深感惊喜。我在答词中对乌国大使表示,这枚勋章不仅是总统阁下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驻乌使馆全体外交官的肯定,更是对中乌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肯定。

如今,卡里莫夫先生已经故去,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乌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一如既往地续写着新的美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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