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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老的中国逐步走向复兴,“帝国”成了人们热切议论的话题:不仅欧美学界热,我国学界也热。在一些欧美学者看来,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帝国正在崛起,难免让人深感威胁;我国学者则担心,中国的复兴是否真有帝国气象,或者“帝国”是否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1945年8月,科耶夫(1902 – 1968)刚到法国“对外经济关系局”(d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xtérieure)任职,便提交了题为《拉丁帝国:法国国是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策论报告,译成中文有50多页。[1]面对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法兰西,科耶夫提出了一项颇为具体的复兴计划:法国应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结盟建立一个拉丁帝国,与苏联集团和美英集团相抗衡,在欧洲乃至全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眼下坊间热切议论的“帝国”线多年前写下的这篇报告找出来重读,看看能否得到思考帝国问题的某种启发。毕竟,这篇报告的标题已经表明,我们没理由说,中国的复兴才引发了后现代的帝国问题。毋宁说,这一问题一直是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的后现代问题。

如今的欧盟并非科耶夫计划的实现,科耶夫的拉丁帝国之梦没有圆成。[2]笔者没有兴趣探究为何如此,这是欧洲学人应该探究的问题。笔者打算放下科耶夫报告时,突然想到新中国庶几实现了科耶夫的新帝国梦想,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真是怪事一桩!新中国怎么会与科耶夫的新帝国梦想相干?

科耶夫原本并非法国人,他出生在俄国的莫斯科(俄文名字叫Коже́вников),著名先锋派画家康定斯基(1866 – 1944)是他亲伯父(一说舅父)。18岁那年(1920),科耶夫流亡德国,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获得博士学位后,科耶夫转到巴黎继续深造,并定居成为法国人。我们难免感到奇怪:一个外来移民何以要为并非自己祖国的法兰西出谋划策?

找到答案似乎不难。科耶夫是者,他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任何一个正在受欺负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再说,科耶夫还是个政治哲人。

科耶夫前半生过着学院式生活,作为年轻的哲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有口皆碑,启发了一批著名后现代哲人。43岁那年,科耶夫经学生引荐,从学院转到政界,任职法国“对外经济关系局”,主持制定战后法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协助执行马歇尔计划。随后,科耶夫作为法方首席代表参与了搭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多边谈判,以及筹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如今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谈判(1947)。1950年代后期以来,科耶夫为促进第三世界发展的“南北对话”或“南北援助”投注了巨大热情。1963年6月,作为法方代表出席联合国关于世界贸易及发展问题筹备会议(日内瓦)期间,科耶夫公然为不发达地区辩护,俨然把自己的立场变成了法方的国家立场。[3]

科耶夫后半生虽然直到去世都是政治人,而且是代表法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号称法国政府高层“三剑客”之一,政务极为繁忙,但科耶夫从未忘情形而上学,以至于有“星期天的哲人”之称。[4]

1968年,科耶夫因过于劳累突发心脏病去逝,时年66岁。也许是冥冥中有天意眷顾,仅仅半年之前(1967年12月),他为自己的《异教哲学论辩史论》(三卷)写下了序言,显然正打算出版。[5]1953年患肺结核休养期间,科耶夫动笔写这部大书,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年,满纸抽象形而上学思辨,仅“导言”就170多页。看得出来,繁忙的政务并没有妨碍科耶夫偷闲自乐,凭靠他喜爱的德意志古典哲学与古希腊哲人论辩(卷二专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6]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科耶夫前半生与实际政治没关系。1945年8月刚到“对外经济关系局”工作,科耶夫就提交了《纲要》。这份关于法国国家战略的策论报告不仅具有世界史眼光,还涉及大量实际政治问题,没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

德国入侵法国(1940)之后,科耶夫就开始关切法国的未来。贝当(Pétain)元帅在6月16日宣布投降,两天后,当时仅是装甲师指挥官的戴高乐(De Gaulle,1890 – 1970)将军呼吁抵抗到底,随后成立“自由法国”。此时,法国既被占领,又陷入分裂,让我们想到当时的中国。在此不到三个月之前,科耶夫刚被动员入伍编入作战部队,现在又受命放下武器。法国投降得如此之快,想必出乎科耶夫预料。贝当宣布成立维希政府(7月10日)后不久,放下武器的科耶夫就写下了《关于权威问题的笔记 》一文。

法国被切割为德占区(北部)和由维希政府控制的所谓“自由区”(南部),科耶夫试图逃离法国前往美国没有成功,只好窝在马赛。差不多三年后的1943年5月,欧洲战局终于出现逆转:在大西洋海战中,德军有41艘潜艇葬身海底,北非战场上的德国装甲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和巴顿将军的美英联军夹击下投降。这年夏天,科耶夫躲到一个小山村,一鼓作气完成了政治哲学大著《法权现象学》。

1945年的《纲要》尽管关涉实际的国家战略问题,但与《关于权威问题的笔记 》和《法权现象学》有明显的连带关系。[7]换言之,科耶夫在思想上早就是个政治人。

科耶夫的诤友施特劳斯说过,真正的哲人思考普遍性的问题,这样的人能为不同的政体提供政治建言。因为,在最高层面上,政治哲人的知识“可以通用”(transferable)。政治哲人不仅是立法者们的导师,他自己也可以是立法者——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异乡人和18世纪的卢梭,都是这类立法者。一旦成为实际的立法者,政治哲人“首先会优先关注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的立法”。与工匠式的立法者不同,在考虑涉及具体国情的立法问题时,政治哲人不可避免会受“最为基础、最具普遍性的政治问题”困扰。[8]

科耶夫就是这样的政治哲人,由于他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更应该对他感兴趣。如果科耶夫从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思考“最为基础、最具普遍性的政治问题”,而他由此获得的知识又“可以通用”,尽管还得与具体的政治实际相结合,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认定他是同道。

笔者不禁设想:如果身为犹太人的科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中国上海,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成了中国人,那么,他会提交一份怎样的《中国国是纲要》呢?毕竟,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科耶夫在求学时代就对亚洲感兴趣,曾学习东方语文,研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和国情,29岁那年(1931),他还写过一本《论印度哲学》的小书(未刊)。

去世前一年,科耶夫再次到日本考察,返回欧洲时顺道访问北京,参观了故宫,极有可能还与中联部高层座谈过。[9]我们应该想到,科耶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时,“”正如火如荼,中国与苏联帝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也乘机再次起心“光复大陆”。无论如何,1960年代的中国仍处于内战状态。1962年6月,针对蒋介石可能进犯大陆做出军事部署:估计来犯之敌最多15万,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要正面顶住。随即增调8个师进入福建,增调一个师加强浙东方面。[10]

科耶夫去世(1968年6月)后不到一年,中苏两国就在乌苏里江畔爆发武装冲突(1969年3月),并随即迈向核战争边缘。差不多40年前的1929年5月,时年29岁的张学良年少气盛,趁苏联国内政局艰难“赌一把”,令东北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南京政府闻讯积极声援,并寄望得到各国列强支持,改变一向处于劣势的中苏边界关系。未料各国列强一致帮苏联说话,指责中方做法不符合国际法。斯大林随即下令组建“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4个师(含一个骑兵师,后增加两个师),配备当时最新型的MC-1型坦克,由曾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布柳赫尔元帅指挥,分东西两路进犯中国东北边界。

张学良见斯大林动真格,向南京政府紧急求援,蒋介石回电,已将“全案交非战公约处断”,并派专使前往国联准备提案。张学良先后派出4个旅迎战,因不会排兵布阵,两个旅在交战中遭苏军围歼,死伤和被俘近2万,松花江舰队几乎覆灭。仅几天时间,从东路入侵的苏军深入中国境内百余里,并对哈尔滨形成夹击态势。张学良被迫与苏方求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正在按外交部指示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制裁,闻讯后个个目瞪口呆。[11]

指责少帅冒失也不对,事发前南京政府高调声援张学良,蒋介石还信誓旦旦许诺,若出大事会派兵增援。危急关头,蒋介石不仅未派一兵一卒,反倒向张学良借一个重炮营到中原打内战。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奇怪:南京政府的政治家们的脑筋怎么会指望列强认可张学良的做法呢?列强无不拥有在华利益,认可张学良的强行“废约”,意味着下一个轮到的是它们自己。

19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趁中国国内政局艰难,在中苏边界不断挑事。1969年3月,新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虽然都不占优势,但凭靠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对进犯乌苏里江珍宝岛的苏军实施打击,一场小型战斗把苏军打得颜面尽失,甚至俘获最新型的T-62坦克。苏俄帝国高层十分恼火,国防部长扬言动用核弹。毛主席随即下令,在短时间内两次核试(9月23日地下核试和29日试验轰炸机空投氢弹),并广而告之,毫不示弱地反向警告。[12]

与40年前的“中东路事件”对照,可谓今非昔比:中国人已经重新组织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日本总理和美国总统相续访华。笔者不免为科耶夫深感遗憾:这不正是他在1945年的报告中指望法国能实现的帝国式崛起吗?可惜,他没有能够亲眼目睹,否则他该会说:我的预见应验了,尽管不是在西欧的法兰西,而是在亚洲的中国……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种样式的帝国得以成为现实,便是世界历史向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科耶夫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年早逝的俄国现代哲学代表人物索洛维约夫(1853 – 1900)的宗教思想,但他发表的第一部论著则是论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随后,他转而深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土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片黑土地。[13]我们有理由推想,《纲要》是科耶夫用马克思哲学原理结合法国国情思考后现代政治状况的成果。

如果新中国现实了科耶夫的构想,那么,我们的确不能说他的构想没有经受住历史考验。用中国的复兴来检验科耶夫的构想,或者说带着我们的问题来阅读科耶夫的《纲要》,不失为一次自我审视的良机。

法国是欧洲的第一个现代共和制国家,而中国则是亚洲的第一个这种样式的国家,尽管文明传统和地缘位置的诸多差异使得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政治史学的角度来看,科耶夫的报告恐怕不乏让我们感兴趣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

即便是相当粗浅的阅读,这份报告也激发笔者想到,至少有九个涉及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题值得思考。

科耶夫的报告成稿于1945年8月,也就是德国投降(5月8日)仅仅三个月之后。看来,盟军逼近柏林之前,科耶夫很有可能已经在构思这份重建法国的报告书。

报告由简短的引言和四个部分的论述组成。在引言中,科耶夫开篇就警告:法国正面临危险。我们会感到奇怪,法国刚刚取得战争胜利,怎么会又面临危险?

科耶夫说,危险有两个。第一,战败的德国很快会在经济上复苏,并成为区域强国。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1947)还没出台,科耶夫预见到美国会扶起倒地的德国,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

第二,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正在逼近,因为,苏联集团与美英集团很快会从盟友变成敌人。事实上,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盟国高层就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再度发生分歧。丘吉尔和一些美军指挥官主张直捣柏林,抢在苏军之前占领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则坚持绕道柏林,进击柏林南部和北部。

显然,艾森豪威尔想到,直捣柏林会让盟军付出很大伤亡,这个代价不如让俄国人去承担,何况苏军已经推进到离柏林更近的进攻位置。这一分歧的要害在于:现在的敌人究竟是已经不堪一击的德军,还是苏联这一新的敌对“政治目标”。[15]我们则应该看到,分歧双方都精于计算,如科耶夫在《纲要》中所说,这是新教文明的伦理品质的反映。

科耶夫告诫说,如果再发生一场法国被迫卷入的欧洲战争,那么,法国“将永远无法修复”创伤。科耶夫给“创伤”下的定义涉及人口、经济和文明三个方面(页4),耐人寻味。针对法国面临的现实危险,科耶夫提出了如下应对之策:第一,利用战胜国的条件致力打造对德国的经济优势;第二,在美苏之间的未来军事对抗中保持中立。

科耶夫是政治哲人,难道他仅仅关切这类战后法国面对现实处境时的技术性战略问题?其实,在随后题为“法国的特殊境况”([la situation]de la France en particulier)的第二部分,科耶夫才说出了法国面临的真实危险:未来的法国很可能会成为美英帝国的附庸,政治上尤其经济上仅仅扮演“完全是二流水平的角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存在”(页14 – 15)。

在美英联盟中,法国算个什么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站稳脚跟后,戴高乐曾希望尽快收复巴黎,这对法国人来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盟军将领对先期进兵巴黎没兴趣,他们并不care法国人的国家情感。戴高乐只得率领“自由法国”的一个师独自行动,巴黎的抵抗组织自发行动起来后,在巴黎附近的美4师才前去协助。直到今天,仍然有敢于直言的史学家说:

与1918年相比,法国人在1945年面临的困境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法国在1918年至少是战胜国,而在1945年,法国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尽管名义上不是)。[16]

事实上,德国投降后,美国“迟迟不肯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美国大兵对法国姑娘举止轻佻,引致法国民众对美国强烈不满(页15注1)。我们若不想到,当年美军在胶东半岛登陆并进驻北京后,曾发生美军强暴北大学生事件,那就表明我们的脑筋被某种观念拴住了。

科耶夫在报告开始说的德国经济复苏的威胁,其真实含义是美英帝国的威胁。科耶夫的言辞似乎在刻意刺激有历史担当的戴高乐的文明自觉意识:法兰西有悠久的天主教文明传统,难道它愿意或应该成为美英帝国的附庸?毕竟,“英美集团压倒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所支撑的帝国主义式文明,本质上是新教式的,因而也是“德意志式”的(页15)。

在我们眼中,欧洲文明是一个整体,科耶夫则让我们看到,欧洲内部实际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明内部冲突。

科耶夫提交报告的这个历史时刻,中国身处与法国类似的政治处境。中国和法国虽然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却并未享有战胜国的充分权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都并非完全政府,从而并不拥有完整主权。“自由法国”的首脑没有受邀参加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中国的战时首脑虽然受邀出席了开罗会议,但这位首脑自己都清楚,美英首脑打心眼里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果然,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友美国就秘密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罗斯福对斯大林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做出让步,与艾森豪威尔做出绕道柏林的决定一样,出于保存美国人性命的精明计算——典型新教式的计算。对“人权”的理解也是新教式的:美国人的性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敌国的平民也不会有这样的自然权利。为了赢得战争,美国不仅对日本动用过核弹,在朝鲜半岛战争初期(1951年),也向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边境投放过细菌弹,甚至曾动念使用核弹。若非当时苏联已经拥有核弹,结果如何还线世纪的标志性历史时刻之一,中国的政治状况比法国更为恶劣。二战中的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战场都不可同日而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内战断断续续从未终止。“皖南事变”甚至让罗斯福气得一度下令对蒋介石施压,暂停对中国战时政府的军援:毕竟,中国内战会严重妨碍罗斯福眼中的中国战区替美国牵制日本。

战后的法国仅仅面临复国问题,戴高乐将军光复巴黎后,抵抗德国入侵的法共游击队即向临时政府缴枪,战后的中国却即刻陷入内战。日本宣布投降不到三天,中国的战时政府首脑一方面发电邀请中共领袖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一方面盘算着如何从中共手中夺取日占区要津。毕竟,凭靠“深入敌后”的游击战略,中共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已经实际占据华北大部和华东一带:新四军甚至已经准备进入上海受降。

日本投降还不到一周,阎锡山部先后调集10个师的兵力,与受降后的一个日军旅团联手,夹击山西上党地区的中共军队,未料被共军围歼。“重庆谈判”期间(9月中旬),傅作义部主力按蒋介石指令沿平绥线向张家口推进,试图切割中共的华北控制区与东北的联系,遭到共军从东南两面夹击。“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调集3个军夺取平汉路东段,试图切断中共在华北与华东两区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在邯郸一带遭遇共军阻击,损失近两个军,高树勋的新8军临阵倒戈。[17]

日本投降仅三个月,中国接连出现三次战役级别的武装冲突,怎么可能行使一个战胜国的权利呢?

回望历史,古老的法兰西王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同样经历过惨烈内战。16世纪历时30多年的法兰西内战最为著名,相当于法国的南北战争,直接起因是宗教改革导致的教派冲突。

1562年3月,天主教派在瓦锡(Wassy)镇袭击隶属加尔文新教的联盟派(Huguenots,旧译“胡格诺派”)教徒,引发内战。三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1570年双方曾达成议和。两年后(1572年8月24日),天主教派中的激进分子在巴黎制造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圣巴托洛缪(La Saint – Barthelémey)惨案,屠杀新教联盟派教徒三千余人:“妇女被开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咙,儿童被抛进河中,男人被残忍去势,凶手嗜血狂热。”[18]

战端由此再起,打到1576年时,联盟派宣布在法国南部建立联邦,正式与北方脱离。天主教激进派首领吉斯公爵(Duc de Guise,1550 – 1588)集合各封建势力建立“神圣同盟”(Sainte Ligue),并请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出兵,联手压制联盟派分裂祖国的行为。

当时的法国并非没有国王,但国王管不住自己的王国。1574年,国王查理九世(1560-1574)去世,继位的亨利三世(Henry III,1551-1589)已经23岁,比亚历山大继位时年长3岁,但他毫无王者品质,在冲突双方左右摇摆。起初他亲近天主教集团,见此派势力坐大,又与之交恶,显然害怕受教会势力掌控,但自己又驾驭不了教会势力。1588年,巴黎出现反国王的暴动,亨利三世仓皇出逃,但派人诱杀了吉斯公爵。次年,亨利三世在联盟派军队护卫下返回巴黎,不久就被多明我会的修士刺杀。

宗教改革引发的拉丁基督教分裂并非这场内战的唯一原因,新教联盟派势力主要在城镇,与正在兴起的商业生活方式有关,用今天的话来说,代表新兴商业资产者的政治诉求。三级会议受旧教派掌控,联盟派没法依循王国的“正常渠道”实现诉求,加尔文的神学论说中有属灵的抵抗义务一说,正好拿来作为俗世政治抵抗权的依据。[19]

亨利三世被刺后,纳瓦尔的亨利(Henri de Navarre,1553-1610)继位(史称“亨利四世”),但他5年后(1594)才得以领兵进占巴黎,正式坐上王位。联盟派没想到,亨利四世坐稳王位后,毅然宣布改宗天主教,铁腕整治政局:终止三级会议,剪灭不驯服的贵族。随后,亨利四世推行经济改革,施行保护关税政策,禁止本国原材料(羊毛、生丝)出口,鼓励发展手工工场和贸易,并在1604年开始经营北美殖民地,还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结盟,制衡有共同信仰的西班牙王国。

共同信仰是一回事,国家利益是另一回事。这又让旧教人士无法接受,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位名叫拉瓦拉克(François Ravaillac)的狂热天主教徒刺杀身亡,时年57岁。

凡此表明,直到16世纪初,法兰西王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状态。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君王和一体化权力,宗教分歧才会酿成全国范围内的长期内战: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和两位国王被刺无不表明,法兰西王国无法无天——王国乱到这种地步还叫王国?

在一些史学家看来,法兰西内战表明,随后路易十四(1638 – 1715)致力打造绝对王权的君主制绝对有必要。若缺乏强有力的王权,法国难免被撕裂,或像后来的波兰那样,成为任周边强国宰割的对象。毕竟,法兰西内战乃至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事件本身,与当时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蒙田在生前就获得极高的声誉,不是靠他的《随笔集》,而是靠他“自信、老练地处理”les affaires du monde[国际事务]的能力。[20]

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长期打打停停,积极寻求与英格兰结盟,共同对付西班牙;虽然与奥地利已经分治,菲利普二世(1556 – 1598在位)仍然有帝国抱负,必须顾及土耳其人对欧洲东南部的进犯。直到1571年,菲利普二世牵头与教宗国和意大利地区的三个公国结成的“神圣同盟”联军才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土耳其人,成功阻止奥斯曼帝国向地中海地域西扩。[21]若法国长期处于内战状态或出现南北分裂,要说有可能被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统一,也未必离谱。

在另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宿命论,“并不足取”。毋宁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暴露出来的核心问题是:

为了使类似的恐怖事件不再发生,君主制应当是绝对君主制,还是辅之以限制性的建制,甚至抑或如反暴君派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样,应当服从一系列由三级议会制定的法律,成为打开通往立宪制之门的契约君主制?[22]

在政治史学领域内,这样的争议迄今没有了结。这一情形表明,关于何谓好政体的分歧,随着商业文明的出现会日趋激烈,而且长期难以消弭。从历史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新教徒的城镇联盟坐大,必将导致法兰西王国分裂,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并施行绝对王权式的统治,实乃英明之举。[23]尽管法兰克王国在与不列颠王国的“百年战争”中已经锻造出法兰西人的爱王国精神,唯利是图的新教徒在南方搞联邦肢解王国,仍然有可能让这种爱国精神传统毁于一旦。倘若如此,科耶夫在20世纪就没可能提出建立拉丁帝国的构想。因为,科耶夫的拉丁帝国构想正是依托于法兰西的传统文明遗产。

问题在于,即便有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情感,这场法兰西内战仍然异常残暴:大规模屠杀,井水中投毒,刺杀君王,杀戮战俘,摧毁城市,掠夺平民财物,无所不作。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曾神色凝重地说过,法兰西内战开启了手段邪乎的现代内战的先河。[24]

科耶夫没有提到,但我们应该知道,臭名昭著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事件事实上抑制了新教在法国的发展。法国的新教徒要么改回旧教,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情形与接下来英格兰的国教徒与清教徒的政治冲突的后果相似。如沃格林所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情形是:英法两国在北美开辟的殖民地,为各种受迫害者尤其激进新教徒提供了安身之所,从而打造了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伦理品质。

每次革命都扔掉一波一波流亡者:首先是革命的受害者,接着就是复辟的受害者。英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革命分子的奇怪特性,他们没有个别地移民,其目的也不在于借助海外的有利位置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是为了和宗主国的共同体永久分离,以团体方式远走他乡。从内部逐渐改变这个民族的国家,并没有耗尽这场革命的动力,它转向海外殖民地,产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后果。显然,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场[政治移民]运动。因为,在新大陆的广袤空间里,个性与观念可以得到更自由的发展,而在英国本土,它们将遭到来自社会和历史环境的阻力。[25]

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世上的各先进大国少有没经历过惨烈内战,即便美利坚这样的新生共和国也经历过南北战争。世界历史不得不说,内战是一个传统政治体转身为现代政治体不可避免的代价。

内战古已有之,现代内战不同于古代内战的地方也许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内战更多地与政治理念的分歧相关,而非仅仅是自然人性的体现;第二,由于政治理念的分歧不会消失,内战会以非战争的形式一直延续下去。所以,科耶夫在谈到战后法兰西建立拉丁帝国的困难时,首先提到法国内部的“”“”冲突。

“”和“”的对立已经成为传统,并且牢不可破,它已经从根本上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其中一方所赞成的理念,另外一方的所有政党都会反对。(页40)

第二次让法兰西人刻骨铭心的内战发生在18世纪末,即1789年革命之后引发的保王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内战。随后,法国经历了多次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更迭,甚至在19世纪后期还有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1871)。战后法国所面临的“”“”对立,恰恰来自法国大革命引致的精神分裂。

尽管如此,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之前,法国已经是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因此,1945年的法国参与了美英苏对德国的军事共管。与此不同,中国没有作为战胜国参与对日本的军事共管。麦克阿瑟将军甚至扬言,苏军若在日本北海道登陆,他将逮捕苏联在东京的外交代表。中国的战时政府本来已经准备好派遣现代兵种齐全的“荣誉二师”进驻名古屋一带,象征性地参与对日共管,美国愿派运输舰送军去东北,却不愿送“荣誉二师”去日本,明摆着不想让中国插手战后对日本的管制和调教,否则日本后来也不会出现层出不穷的献祭战犯和为侵略翻案的事情。更让今天的我们啼笑皆非的是:1946年,蒋介石情急之下,让在上海附近集结待命准备驻日的“荣誉二师”前往鲁南苏北一带“剿共”,未料被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中共军打残。

中国临时政府最终未能派军队进驻日本,其实既非因为蒋介石无兵可派,也非因为美国不提供运输工具。毋宁说,根本因为是蒋介石打心眼里就不想参与对日军事共管调教日本。毕竟,美国为蒋介石提供了大量运输舰将精锐国军运送到辽东半岛登陆。内战甚至让蒋介石罔顾中国人的情感,无罪开释甲级日本战犯。[26]对于蒋介石来说,冈村宁次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功劳大大地”,因为他应蒋介石要求拒不向中共军队投降。

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战犯审判法庭判决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全国舆论大哗。中共随即发表声明,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这时,中国的内战已经出现战略逆转,中共的声明绝非说说而已。冈村宁次在1949年初返回日本时,提心吊胆,化妆前行,生怕被重新逮捕。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冈村宁次则应蒋介石请求,迅速为其组建了多达60余人的军事顾问团。

驻蒙日军司令根本博中将曾在冈村宁次手下任副参谋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后,他拒不服从,阻击并迟滞苏军攻势三天,掩护日侨东撤,还按蒋介石指令,让手下一个军归阎锡山指挥,协助守卫太原对付八路军。后来蒋介石在书房召见根本博时,拉着他的手请他坐下,与他亲切交谈,蒋介石侍卫长商震和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两位国军将领在一旁一直站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蒋介石的姿态让根本博心存感激,同样应蒋介石邀请,他亲自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守卫金门之战。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与法西斯主义战犯在战后联手如此迅速,足见东亚的战后状况比欧洲要复杂得多。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内战仍然有其文明特色。1954年初秋,美国正与退守台湾岛的政权商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欧洲方式干预中国内战,下令福建部队炮击金门(9月3日和22日),实际上是打美国的脸。1958年7月,美国和英国先后出兵黎巴嫩和约旦,主动出击:美帝在中东横行霸道,我们在远东牵制一下。

这次亲自指挥,解放军在8月23日开始战略性炮击金门。10天后(9月3日),美国出动海军为海军补给金门护航,但小心翼翼不进入三海里范围。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中国领海为12海里,进入此范围即属侵略行为。两周后(9月15日),中美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要求台湾的蒋介石撤离金门和马祖,并承诺一定时期内不进湾。

蒋介石希望美国太平洋舰队配合蒋军轰炸福建和江西,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扩大战局,将美国拖入与中国的正面冲突。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将在台湾海峡的兵力收缩至日本,并建议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实现在台海划界,让台湾成为欧洲式的所谓“自由中国”。我们不能忘记,这次是台湾的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欧洲政治式提案。作为回应,在10月初提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战略方针,并让国防部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示炮击是打给美国看,因此逢单日打、逢双日不打。[27]

这场内战变成了敌对双方针对外部势力团契一致的内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既让人感慨,也让人悲愤。中国人不惜以自相残杀来维护华夏一统,让人感慨;外部势力钳制中国到如此程度,令人悲愤。毕竟,炮击金门历时长达20年,世界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内战?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内战?

直到如今,中国政府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而美国众议院直到前不久(2016)还通过国会议案,将里根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六项保证”列入法案,重申不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的立场。[28]

我们已经看到,科耶夫所说的战后法国面临的两个现实危险,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险恶得多。第一,战败后的日本会在美国扶持下很快实现经济复苏,并成为区域强国,而中国没有管控日本的权力;第二,日本投降的同时,中国马上置身于苏联帝国与美帝国相互对抗的夹缝之中,法国至少不会置身这种冲突的前沿。1945年9月,美军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胶州湾一带登陆(唯有在烟台登陆时遭到中共军队拒绝),在华北登陆的美军总兵力达五万多,年底增加到11万,随即引发苏联帝国的警惕。[29]

科耶夫报告的第一部分题为“历史的一般处境”(la situation historique générale),第二部分的标题才是“法国的特殊处境”。看来,科耶夫希望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能够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某种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法国的当前处境。这意味着,现代政治官僚应该具备宏阔的政治历史视野和某种政治哲学素养。他这样开始: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的重要性可以与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那次相媲美。(页4)

中世纪晚期的转折指14—15世纪时,西欧几个王权国家由封建制转向统一的地域性独立王权国家,并因商业文明的出现和全球地理大发现的占取而相互打斗,把世界历史带入了现代轨道,即科耶夫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开局”。上文提到的那场16世纪的法兰西内战,就是法国走向现代国家时为克服王国内部的封建结构所付出的代价。在此之前的1337 – 1453年间,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打过一场世界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百年战争”——其实,这场战争断断续续长达116年,英格兰王国最终不得不放弃在西欧大陆的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岛国。如沃格林所说,

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乃是西欧的人身与封建组织形态得以解体、旧的政治单元在英法国家与领土性的疆域之内得以整合的大过程。紧随旧的组织形态解体而来的,则是内部秩序的强化。[30]

现在(1945年),科耶夫对法兰西的担纲者们发出警告,“民族国家正在逐步让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结构”,世界历史已经走向Empire[帝国]时代(页4)。科耶夫的这个说法无异于对后现代下定义:如果中世纪晚期的转折标志着世界历史从古代进入现代,那么,当下的转折则标志着现代进入后现代。

从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角度,科耶夫区分了三种政治体样式。第一,前现代的封建式政治体,这种政治单位即便号称王国,也被三种次级政治体分割,即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区(archdiocese)。第二,现代的民族 – 地域性政治体,亦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民族国家。第三,后现代的政治体,科耶夫称之为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apparenté / affiliated)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页5)。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科耶夫的世界历史眼光无疑带有所谓“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即按欧洲地缘政治的历史演化来看待世界历史。毕竟,他没法把中国的历史装进这种历史阶段论框架中去。我们的麻烦则在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毕竟有其坚实的历史唯物论基础。因为,现代西欧所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的确改变了全球各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

如果我们要考虑现代中国的一般历史处境,那么,我们就得考虑,中世纪晚期西欧的那次转折,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否则,我们恐怕很难认清中国在所谓转向“后现代”的历史时期处于何种状况。无论如何,1945年的中国与战后法国一样,“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

科耶夫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懂得撰写法国国是报告没必要用明显的马克思历史哲学修辞,而是应该用法国政治精英习惯了的言辞施教。我们能够看出,科耶夫所说的两次转折,大致对应于马克思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后两个阶段:民族国家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眼下的转折将超越这一历史阶段,走向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

科耶夫深知,为战后的法国提出宏大战略,必须简化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范畴。毕竟,若要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让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挥现实作用,而非掉书袋地持守教条。可以设想,科耶夫若要对中国的现代转型做出分析,他同样会切合我们的国情。否则,人们难免会就一些莫须有的问题研究来研究去,始终牛头不对马嘴。

所谓“民族国家正在逐步让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结构”,这一提法不是科耶夫的发明。1902,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6 – 1940)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欧洲的民族主义式国家运动已经过时,碎片化的民族国家不可能适应工业化,只能寻求建立“众多民族体的联邦式联盟”(federal union of diverse nationalities)。[31]

霍布森早年就读牛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他出生的时候,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帝国。英国国体虽小,却凭靠占取大量海外殖民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拥有巨大的全球性市场。霍布森在书中引用当时出版的一部《殖民史》中的说法,即便今天读来也让人触目惊心:

地球全部陆地面积的1/5在实际上或理论上已经被英国国旗覆盖,同时,这个星球上有1/6的人口处于各种形式的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了解了这个事实,那么,英国领土的范围之大,用言语无法形容。(《帝国主义》,页106)

霍布森30岁时,英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1884年在伦敦成立的“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一时闻名遐迩。[32]霍布森不仅成了社会主义者,而且凭自修成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家,写了十余种带政治批判性质的经济学著作。

霍布森看到,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已经更改商业文明的样式,它既要求国家自身体量大,也需要拥有巨大的市场,小国既无法支撑大工业体系,也无法形成巨大的内部市场。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资本主义必然催生帝国主义,实行海外扩张,连美国也刚刚改变自己一向宣称的“政治孤立倾向”,向英帝国看齐。

基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霍布森成了最早且最著名的“反帝论”者。《帝国主义》一书的结语,即便今天读来也振聋发聩:

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帝国主义成为一项国家政策,意味着放弃了追求内在的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这种品德才能够保证理性战胜兽性,对人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所有成功国家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而且最终都难以逃脱自然法则的惩罚。(《帝国主义》,页322)[33]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问世两年后,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问世(1904),两相对照发人深省。人们不难看到,虽然同是英国人,与霍布森不同,麦金德是地道的大英帝国主义论者,他仅仅考虑英国如何长久维持自己已经获得的全球性占领。在他眼里,英国的威胁有两个:俄国和德国——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崛起的德国则威胁到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出版12年后,第一次欧战就爆发了。政治史学迄今没有澄清一个问题:这场大战究竟是16世纪以来欧洲主要大国惨烈厮杀争夺势力范围的延续,还是欧洲式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终结的表征?毕竟,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民族国家建构,在战争中自我崩溃的俄国同样如此。

当然,情形更有可能是两种历史状况的偶然叠合,倘若如此,问题就更加复杂难辨。

大战爆发后仅仅半年多(1915年2月),第二共产国际的首席理论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理论权威自居的考茨基(1854 – 1938)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他在书中接过霍布森的论题说,现代式的工业经济证明,“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经不够了”,“强大国家的形象已经出现”,比如“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34]

考茨基提到的这三个“强大国家”,只有“不列颠帝国”在当时属于联盟式大国,俄国和美国都属于自身体量大的地域性大国。考茨基没有提到德国,因为这恰恰是他的关切所在。他针对德国的处境提出,对于中欧各国来说,扩大国内市场的最佳途径,不在于通过征服比邻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言下之意,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其实还是民族国家,它应该成为帝国,但不是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帝国,而是社会主义帝国。

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的形态中夺得权力。(《民族国家》,页77)

这种观点其实是拾霍布森的牙慧,因为,霍布森正是力图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大英帝国。《帝国主义》一书最后一章题为“帝国式联邦体”(Imperial Federation),霍布森提出的问题明显属于英国问题:

新帝国主义将如何影响英国和其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它会刺激这些殖民地宣布渐进独立,最终正式脱离宗主国吗?抑或引导它们不是以帝国为基础,而是基于平等国家的联邦体(a Federation of equal States),与宗主国结成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帝国主义》,页289)

同样,考茨基试图为德国在战后的走向指明方向,由于他还是德国社会的理论家,他也是在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提供战略指导。在他看来,德国这样的中欧大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的民主化阶段,大力发展帝国化工业,这样才会大批量产生工人阶级,进而通过议会斗争凭选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与此不同,对于霍布森来说,英国已经产生出大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市民,改造大英帝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关键在于实现直接民主:

反对民主政治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帝国主义不仅惯于破坏对于民治机构有效发挥作用来说必不可少的经济改良举措,而且还致力于让民治机构陷入瘫痪。代议制并不适合于帝国,不管是从人还是从方法的角度来考虑都是如此。(《帝国主义》,页131)

当今的思想史学家看到,从历史语境来看,霍布森的“反帝思想”(anti-imperial thought)是资本主义帝国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论”(socialistimperialism)。难怪阿伦特在美国推动直接民主论时,会提到霍布森的思想贡献。[35]考茨基身处的德国名义上称“帝国”,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他并非不希望德国成为大英帝国,如今不能再模仿大英帝国以殖民方式建立联盟式帝国,在他看来,首要原因在于:

除了热带以外,在那些其气候许可欧洲人能不损害健康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地区,再没有还可以让欧洲国家任意占领的国家了。(《民族国家》,页40)

这个德国社会的书呆子甚至说,“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一流大国”之列,因为现代经济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而大国的体积才能够有这样的市场,从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民族国家》,页76)。这样的说法让我们不得不认为,考茨基的政治感觉远不如霍布森。在考茨基看来:

对帝国主义说来,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吞并的那些农业国家,经济上落后,因而政治上也落后。它们都还处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阶段,没有建立现代的、民族的、大国的民主制度,这不是由于任何种族特性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这种民主的物质前提条件。(《民族国家》,页11)

既然如此,既然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农业国,考茨基怎么可以说,“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跻入”“一流大国”之列?难道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先进工业国正在掠夺和欺压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

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便到了二战时期,中国仍然还在凭靠农业国的体力抵抗已经工业化的日本,而且到了1944年时,体力明显不支。用如今的实证史学家的说法,当时“认为战争能够导致中国新生的想法,已被证明是个天大的幻想。”[36]

亚洲的广大领土如波斯、西藏、暹罗和阿富汗,迅速被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提上侵略日程,成为它们之间武力争夺的对象;……在美国抛弃一贯的孤立政策插手太平洋地区的帝国竞争时,没有理由期待欧洲列强会允许美国特别保护或最终吞并这些领土。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国问题。很难想象列强在这块肥肉面前会一直按兵不动和迟疑不决,侵犯这个天然宝库无疑会有巨大风险,但这不会打消那些逐利的冒险集团的野心,他们会驱使本国政府与中国交涉商业条约、租地权、铁路权和矿山特许权问题,而这必将引起政治干涉的增加。(《帝国主义》,页198)

当然,考茨基与霍布斯所想的在有一点上庶几差不多,即殷切期望先进资本主义大国走向合作关系,别打得一塌糊涂。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前夕,霍布森在为《帝国主义》修订第三版(1938)撰写的长篇“导言”中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单独掠夺的对象”,但是“开发中国的任务远非日本的国民财源所能胜任”。他呼吁说:

如果西方列强的资本家能够聪明地合作,而不是为各自的掠夺地盘而争吵不已,那么,他们会联合起来,在亚洲组织联合的国际事业,这种计划将给予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以另一个活跃的有利生存时代。(《帝国主义》,纪明译本,页18)

霍布森同时也承认,从目前态势看,日本已经不会让西方染指“对中国的政治支配”,这意味着西方的“经济国际帝国主义”已经不大可能。[37]当时,日本已经发动进攻中国华北的战役,中国战时政府刚刚组建起来的几个德式精锐师正与日军在华东淞沪一带激战。霍布森与考茨基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当时都不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恶性扩张会引发受欺压和被掠夺的传统农业国家起来革命。这样的社会革命难免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国家大动乱,但这毕竟是资本主义帝国强加给传统农业国为摆脱国际性欺压和掠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考茨基在1915年甚至说,中国一旦发展资本主义,其前景简直不可限量,但“对于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在中国实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都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东方的帝国主义,它要独霸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倒是很容易“与中国融合成一个民族整体”(《民族国家》,页57)。

这话可不是在替中国着想,而是在为帝国主义着想,因为,考茨基指望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不要相互厮打争夺地盘,而是增强合作。因此,考茨基期待德国能出现社会民主化改革,他甚至指望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也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以适应跻身资本主义大国的需要。难怪列宁看了考茨基的小册子后火冒三丈,痛斥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随即写了题为《社会主义与战争》的著名文章,其中说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仅仅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市场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象所取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38]

《社会主义与战争》是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一文的雏形,后者的核心论点已经包含其中。科耶夫关于“历史的一般状况”的说法与列宁的历史哲学论断一致,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但“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换言之,列宁完全同意霍布森的看法: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超越民族国家的阶段,走向帝国形态。[39]

问题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帝国能够期望资本主义帝国洗心革面吗?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说帝国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阶段即现代阶段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侵占殖民地,施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劝阻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不起来革命呢?

由此来看,列宁的“反帝论”会成为中共早期人士的理论资源,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古老的中国当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式大国欺压和掠夺。若对比考茨基的观点,我们也得同意,列宁痛斥考茨基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一点儿没冤枉他。

在1915年的小册子中,考茨基说,“在帝国主义征服所瞩目的地区中,中国对于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这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人口比整个非洲的人口多两倍,“几乎等于连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人口。”而且,这个文明帝国的主要居民(不算边远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起印度居民来要平均得多”,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印度农民“要高得多”。考茨基没有说中国尚处于封建阶段,而是说中国的制度虽然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类型,但“广大居民群众一直还处在原始民主的束缚下”(《民族国家》,页54 – 55)。

这些说法算得上实实在在的观察,而且实际上也来自霍布森的观点,甚至远不如霍布森观察得细腻入微(比较《帝国主义》,页272 – 274)。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考茨基接下来就说,对于这样一个巨大市场,“不能用大炮来取得”,只能要么“用更低廉的价格”、要么“用信任”来获得,因为中国人是“高傲的人民”。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而厮打,只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促使这个中央之国去建立现代化军队,设置现代化交通工具,修筑铁路”,甚至迅速发展新闻事业。一旦这一切都动起来,中国就会“用现代民主的思想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彻底更新,而“这种精神同外国统治终究势不两立”,对任何外部势力都会抵抗到底(《民族国家》,页56)。

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家竟然凭此为帝国主义者们出谋划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不能像“俄国、法国、日本”那样,“对中国给予惨痛打击,并且夺去大片中国领土”,而是应该像英美两国那样,“坚持自由贸易”,“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才可以在中国做最好的生意”。这两个帝国才真正懂得“冷静权衡利害”,“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民族国家》,页55)。言下之意,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向英美学习。考茨基变卖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国际社会公义的精神品质,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霍布森的下面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至少口吻不像考茨基那样缺乏品德。他说,“我们用西方工业手段同落后种族打交道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普通的贸易阶段,双方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即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为了开发资源,在“占领外国领土并进行投资之后”输出资本,“这种出口无需进口贸易来平衡”,新开发国家通过获得借贷资本提升自己的经营能力,积累自己的资本,组织自己的经济能力。这个时期虽然可能维持很长,但终归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新开发国家会“自行发展起来”加入竞争。

现在的中国不需很久必然进入这个阶段。这样一个充分具备为将来内部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生产力的国家,将转而反对它之前的教化者,摆脱对外国工业援助的依赖,它能够在自己的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继而拓展至国外市场去,并在全球其他尚未得到开发的地区,去进行更多的开发事业。

不长记性的自由贸易论者用以回避这个重大问题的那些陈词滥调,我们已经揭露过了。这里仅重申一点就够了,即自由贸易论者无法保证工业和工业人口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讲,都不可能阻止英国资本转入中国,只要那里能够找到更加廉价和充裕的劳动力;甚至也不可能阻止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动力在世界中立市场上将英国产品排挤出去,对于英国如此,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榨取中国的其他工业国也如此。

至少可以作如下设想:中国会扭转局势,压倒西方工业民族,利用自己的资本和组织力量,或者更可能的是,代之以自己本国的资本和组织力量,使自己生产的更廉价的产品充斥它们的市场;同时,拒绝用他们的进口商品作交换,扣押他们的资本,以保证它应得的付款,倒转过去的投资过程,直到中国逐渐获得对自己原来的保护者和文明传播者的金融控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也完全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中国确实具备公认的工业和商业能力,而西方国家又能如愿按照西方模式对其加以开发,那就极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反作用。(《帝国主义》,页275 – 276)

这段话听起来离我们很近,看似颇为切合我们晚近40年来的经验,因此笔者不惜大段原文照录。尽管如此,霍布森没有提到两个前提:第一,被如此开发的中国自己有能力重新组织起来;第二,周边的国际环境允许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毕竟这需要时间。第一个前提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与第二个前提并非没有关系。何况,霍布森没有提到,在帝国主义阶段即第二阶段,英国等列强“占领外国领土”后进行的是掠夺性投资,这已经是历史的既存事实,帝国主义要按他的建议改弦更张已经来不及。

由此可以看到,列宁与霍布森考茨基的“反帝”论的根本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与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之间的歧视性关系有本质差别。用通俗的话来讲,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战争是狗咬狗,受压迫的民族国家反抗资本主义帝国的战争是人打狗。按照这一区分,即便对二战也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英美法俄与德日的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本质上的差异。

回头看科耶夫的说法,显而易见,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后现代转折与霍布森的说法很相似。难道我们应该说科耶夫也是修正主义者?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质。即便苏联的官方理论家也承认,列宁的“反帝论”直接针对当时欧洲的历史语境。[40]即便粗略对比一下科耶夫的语境与1902年尤其1915年的语境,我们也不难看到,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历史预见已经实现,而且是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今(1945年),第二次欧洲大战刚刚结束,科耶夫鼓励战后法国向苏联学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联盟,很难说给他扣上“修正主义”帽子。

科耶夫明确告诉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法国应该“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他随即补充说:

这个终结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并且至少是在这里,死亡也是一种重生。因为民族国家能够而且也必须要经由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来超越自己,在这个国际性联盟里面,民族国家必须而且也能够重申自己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办法则是通过一种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竞争,将这种特殊性呈现给这个它通过消除自己作为一个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而创建起来的庞大组织。(页19)

苏联不就是“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的共和国吗?在科耶夫眼里,苏联当然是一个帝国。由此来看,要说科耶夫给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的建议听起来具有列宁主义色彩,不会离谱。

科耶夫非常敬佩斯大林,在今天的绝大多数智识人看来不可思议。科耶夫则认为,斯大林让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式加盟帝国得以挺过经济难关,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凭此顶住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装甲化闪击入侵,当然值得钦佩。这并意味着否认斯大林的好些统治手法愚蠢之极。希罗多德笔下的科林多僭主,也让人感到善恶难辨,甚至得到人民爱戴。科耶夫不会愚蠢到无视常识的地步:如果斯大林更为明智,那么,他会做得更好。

无论如何,苏联在1990年代瓦解,绝非所谓“历史必然”。毋宁说,苏共长期官僚化,政治才干的血脉日益堵塞,平庸之士和曲意迎逢之才成了党的中坚力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普京说过,谁要是认为苏联瓦解是好事或历史必然,那他在政治上肯定是个白痴。

1957年,科耶夫应施米特邀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做过一场秘密学术报告。[41]报告会在封闭的小圈子内举行,科耶夫开场就强调,他是以“个人”而非“法国官员”身份做报告,因此“会非常有意识地同时也是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或者可能会带有一点政治色彩的东西”(页188)。其实,科耶夫特别强调这一点,仅仅因为他的报告将表明,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1957年的冷战状态下,科耶夫亮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姿态显然会自惹麻烦,何况他还是法国政府高层官员。尽管如此,科耶夫在报告中仍然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科耶夫的马克思主义观显得具有“奥康剃刀”式风格,即重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核心,使之发挥现实政治活力,而非侈谈教条或揪住枝蔓理论掉书袋。他开宗明义地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问题。因为,马克思赋予“资本主义”这个词“一种非常精确同时也带有特殊经济意味的含义”(页189)。同样,列宁继承马克思,赋予“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也带有特殊的经济意味,即“垄断资本主义”。[42]

在战后欧洲的国际情势中,科耶夫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说,谁都看到,资本主义在战后活得很好,欧洲并没有爆发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科耶夫接下来就反驳说: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在欧洲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错了,反倒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正确。”(页190)因为,《资本论》的核心论点在于,“剩余价值”是否惠及多数人而非仅仅惠及少数人。欧美没有爆发社会革命,恰恰因为欧美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让“剩余价值”更多地惠及了多数人,以至于欧美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尽管如此,凭常识我们也应该知道,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让更多的人因分享“剩余价值”而富裕起来,不等于资本家的利己之心成了高尚且伟大的品性。

我们看到,在当前,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属于一个独享技术进步之利益的欧美小数派(a Euro American Minority),因为,这个进步使得这个少数派的收入在年复一年的膨胀;但与此同时,亚非多数派(the Afro Asian Majority)固然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变得更加贫困(从物质角度来讲,这绝对不可能),但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却更加贫困了。与此同时,这一现象所牵涉的绝对不是两个在经济上彼此分离的体系,因为在欧美和亚非之间有非常活跃的经济往来。

但是,这个体系的建构方式如此之不合理,乃至那个较小的部分每年都在通过它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另外那个较大的部分却绝对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高于维持生存的绝对最低线年的言论对比,很清楚,科耶夫继承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立场,即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提高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应该让大多数人获得福利。科耶夫甚至强调,至于“剩余价值是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并没有关系”。所谓“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显然指当时的苏联帝国。换言之,社会主义性质已经不取决于“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而在于私人资本家或国家官僚是否独享剩余价值。因此,科耶夫说,马克思感到义愤的是,技术进步创造了资本的剩余价值,“劳动群众却被置于生存的最低线)

科耶夫的这份秘密报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在1945年报告中提出的“拉丁帝国”构想。[43]他不仅期望“拉丁帝国”能在“彼此仇视、彼此对立”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和新教的美英帝国之间起“缓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国”应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帝国与资本主义帝国抗衡:发明技术进步的欧美帝国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不等于大多数亚非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

科耶夫说,他提出“拉丁帝国”这一构想,为的是把握“决定一种普遍意志的[历史]机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普遍意志”作为一个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观念(页20)。既然这个观念带有“政治理想”性质,我们只能称之为一种梦想。

1945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梦想——只有一个人除外,而且比科耶夫早差不多近10年就已经产生这样的梦想。科耶夫提交国是报告一个月之后(1945年10月初),正在重庆谈判的刊布了写于1936年的咏雪词,表达了自己早就有的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期待:为世界带来社会主义的大地法。

在昆仑山上,首先发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的感叹,然后才立下社会主义祈愿。40而不惑的此时的立志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普遍意志”,或者说确立了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中华帝国如此古老、对大地如此情深而文明,在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中,它应该担负起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封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曾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如此,已经让新中国竭尽全力实现他在1936年立下的社会主义祈愿,以至于大多数今天富起来的中国人埋怨不已。如今,值得政治史学关注的问题并非是,为何“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政治伟人的理想。毕竟,“大多数人”的理想从古至今都是自己富裕起来,这是政治常识,要求他们成为理想主义者无异于无视常识。毋宁说,我们的政治史学不得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传统大国能够克服自己的帝国主义本性吗?

1945年9月,中共晋察冀军区的一个支队(曾克林部)进入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刚到达就被苏军包围缴械。为了守住俄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战略出口,斯大林答应蒋介石,只要沙俄帝国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利益继续得到承认,他就不把东北交给中共。被包围缴械的中共军队集体唱起了国际歌,苏军下层官兵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听见这首共通的歌曲,随即解除包围,以礼相待。[44]一旦今天的政治史学问,苏联究竟是社会主义帝国还是传统欧洲式大国的后现代版,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根源未必仅仅只有资本主义。科耶夫给“拉丁帝国”下的定义是“加盟式帝国联盟”,与霍布森的“帝国式联盟”提法一样,重点都在于超越欧洲现代式的民族国家形态,形成联邦式的单一政治体。因此,科耶夫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堪称“政治天才”,因为他们分别打造了苏维埃联盟和英联邦政治体(页10)。众所周知,英联邦政治体并不是丘吉尔的杰作,而是大英帝国主义一百年前的杰作。

科耶夫刻意抹去资本主义式帝国与社会主义式帝国的差异,并非不可理解,他毕竟是在为法国政府写策论报告。换言之,科耶夫心里清楚,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虽然通常被视为民族国家阶段,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几个主要大国一直在争夺势力范围,或者说在争取成为帝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倘若如此,政治史学就不能简单地说,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是民族国家阶段。

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推到世界历史的前现代阶段,毕竟,“联盟”作为政治现象与“帝国”一样古老。当一个政治单位身处多国竞争状态,为了维持或者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除了增强自身实力,还得借助联盟手段利用他国实力或不让对手获得他国实力。因此,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权宜手段:要么是为了获得帝国式的权力,要么是为了抵制帝国式的权力。所谓“均势论”(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政治冲突规则和政治思维方式,虽然在20世纪的第一次欧战之后才成为国际政治学中的显论,其政治原理仍然可以追溯到地中海文明的古典时期,尤其是欧洲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的时期。

维持均势意味着政治结盟总是随形势而变,无论大君主国(如法国)还是小君主国(如18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们都趋向于接受均势原则,让整个欧洲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绝不能让某个王国强大到统一欧洲的地步,否则就意味着自身会被“统一”。[45]

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来说,结盟的必要性在于,“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明显是为了渴求普遍君主制,以反对外国势力。”对于正在夹缝中寻求艰难生存的普鲁士来说,结盟是为了谋求均势,即“一种存在于或多或少彼此联系的相邻的国家间的机制”,以保障强国不会“侵犯别国主权和基本的权利”,弱小国家也不会因面临覆亡的危险而殊死抵抗。[46]

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联盟政治经验,我国东周时期的合纵连横经验既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所谓西方式的联盟政治在一开始就具有异质政治体结盟的性质。从希罗多德的《原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中可以看到,不仅泛希腊城邦相互结盟,斯巴达和雅典都曾与波斯人结盟,共同对付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近代欧洲最早的著名结盟,即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 – 1547)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 – 1547)与土耳其结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扩充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47]

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1618 – 1648)时期的联盟政治最具欧洲特征,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英联邦政治体基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海外扩张,彻底更改了欧洲均势的地缘政治格局,其政治体的联盟性质另当别论。苏维埃联盟则不能不说与拿破仑战争乃至更早的德意志30年战争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带关系。

德意志地区的公国有4百多个,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政治单位多达2500个,明显仍然处于封建状态或者说前现代状态。如果从封建结构转为民族国家结构是欧洲历史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那么,人们实际上很难在中世纪晚期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前现代/现代分隔线。因此,晚近半个世纪以来,“中世纪”这一典型现代欧洲史学的历史分期标志,不断受到欧洲史学界大家的挑战。[48]

19世纪后期,德意志才建立起民族国家式的政治体(1871)。即便在这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队也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帝国宪法第63条虽然规定,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是“联邦武装力量统帅”,“在战争和和平时期指挥帝国全部陆军力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王国的军队仍然保留其特定的权利。[49]甚至到了20世纪第一次欧战时期,巴伐利亚王国军队虽归属帝国总参谋部指挥,仍然保留着地方性传统建制。这就好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直到基本覆亡时,其中的桂军、晋军、滇军、川军仍然保有独立建制。

1608年,德意志的加尔文分子、行宫领地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1596 – 1632)牵头搞了一个“新教联盟”,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公爵( 1573 1651)紧跟着(1609)搞了一个“天主教联盟”,双方以武力相向。神圣罗马帝国有帝国议会乃至最高法院,更不用说皇帝,难道管不着吗?发人深省的是,冲突的起因恰恰来自中世纪晚期(1356)定下的一条规矩:皇帝从七位有选举资格的封建主(选帝侯)中选举产生。[50]

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兴起,依托的是君主制,但在德意志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非常困难,因为这里的“公国”(principalities)太多,或者说君主太多。如沃格林所说:

在德意志,问题是国家分裂为大小不等的城镇和公国,最小的只有一个村及其周边地区,这个问题决定了其政治进程。在各个宗教派系之间能够实现某种休战,如果不是真正的宗教宽容的话,是因为每个这样的小政治单位都能够或多或少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倾向于天主教还是倾向于宗教改革。

即使不服从者不得不离开特定的地区,他们也不必移民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找到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16世纪时,在各种根深蒂固的立场之间达成停战协定,这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地方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分裂为属于互相敌对的宗教派系而又在领土上彼此连接的单位,这种局面导致了这个民族之内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的大联合,后来爆发为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51]

即便德意志邦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也属于帝国内部事务,但两大联盟都寻求外部势力支持。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参与“新教联盟”,英国和俄罗斯后来也支持“新教联盟”,这个联盟就成了“国际”联盟。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乃至罗马教宗支持“天主教联盟”算是分内事,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王国也加入进来,情形就不同了。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封建结构因信仰分裂而起战端,固然是德意志30战争的内在原因,问题在于,内战给周边的政治单位带来可乘之机。因此,德意志30年战争是但却不仅仅是宗教战争,法兰西王国虽然信奉天主教,由于首相黎塞留主张王国利益高于对上帝的信仰,为了削弱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势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加强在德意志边界诸侯国的地位,毅然支持新教联盟。今天的欧洲史学家仍然认为,“尽管宗教经常加剧既存的地缘政治分裂,却永远无法超越政治。”[52]当时的丹麦已经攫取了德意志的部分领地,又企图进一步向德意志北部扩张,瑞典则想把波罗的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英国既担心奥地利在德意志西北部和北海地区增强势力,又担心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各国变得强大起来;俄国也参加进来,则是为了收复波兰王国武装干涉俄国期间被波兰立陶宛王国侵占的领土。

对于欧洲人来说,德意志30年战争是整个欧洲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伤痛。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确立欧洲均势之后不久,在战争中崛起的瑞典企图成为帝国,再次打破均势。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试图抑制瑞典与奥地利的冲突,稳固欧洲均势,但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至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欧洲仍然发生了多次合纵连横的联盟战争。瑞典败在彼得大帝手下之后,普、俄、英等王国崛起,欧洲均势再度发生变动。

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扩张,欧洲的结盟战争逐渐扩大到全球范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史学家称为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的第二次30年战争,不无道理。无论是17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还是20世纪的全球化30年战争,人们很难说清,战争的起因究竟是因为信仰自由,还是因为随欧洲式的国家整合过程而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由此可以理解,意识形态与联盟战争的关系迄今仍然是让政治史学深感困惑的问题。[53]

科耶夫在报告中提出,战后法国应该致力于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结成加盟式帝国,显得十分接近古典的联盟观念,即寻求确立新的欧洲均势。眼下的态势十分明显:美英同盟和苏联已经形成两大“加盟式帝国”政治体,今后所有民族国家型的政治体都只能在这之间做出归属性选择:要么亲美英同盟,要么亲苏。法国这样的国家如今若要与这类“加盟式帝国”叫板,只会自取灭亡,无论自己有多强大。科耶夫估计,从地缘、经济和政治传统以及心理上的“风土人情”上讲,法国会选择美英帝国。因此,科耶夫说了一句让戴高乐听起来不顺耳的话:

一个孤立的法国,它的未来或多或少都会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主权状态”。并且,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固守其“民族的”政治孤立性的话,它们的命运也会如此。(页13)

这话听起来像是说,现代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欧洲近几百年努力争取的“国家主权”无一不是历史泡沫。其实,在世界历史的欧洲式现代阶段,这种有权无实的主权国家状况司空见惯。均势状态实际上是大国之间达成的权力平衡,而大国势力往往靠联合其他小国的结盟方式来获得。因此,科耶夫的所谓“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说到底并非真的具有后现代性质。

从科耶夫所说的15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阶段来看,欧洲均势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转变。第一次以17世纪中期的德意志30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第二次以19世纪初结束的拿破仑战争为标志。这时的俄罗斯帝国早已深度介入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欧洲均势中极为重要的结盟因素。第三次欧洲均势以20世纪的30年战争结束为标志,显而易见,与此前两次不同,欧洲均势已经扩展为全球均势——尽管地缘政治冲突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

我们的政治史学值得看到,所谓全球均势不过是欧洲均势的扩展。这意味着,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会一并蔓延到亚洲。对中国智识人来说,必然面临一个被迫学习什么的重大问题。如果把欧洲现代文明中的坏东西当作好东西,那么,中国文明迟早会遭遇自我毁灭。比如,一种自20世纪初以来就在中国学界时隐时现的观点,在21世纪初又一度成为不少人信以为真的显论——据说: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亚洲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前景就很暗淡,因为,与一个中央集权大国联合的中小国家政府,总会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权。[54]

论者得出这一观点的历史依据是,“世界权力中心将从北美重新回到联合起来的欧洲”,因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在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据说,“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两次最成功的联姻。”第一次是16世纪的英国,通过“亨利八世造罗马教会的反”而唤起的英国民族主义,推动了英国的“宗教自由主义”;第二次是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结晶”。据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凭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而成为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学”(同上,页2 – 3)。

情形真的如此吗?我们需要认真地深入认识欧洲的现代历史,而且还得随时准备犯错,否则,我们难免说话也语词咬音不准。什么叫“宗教自由主义”?何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这种联姻,更为恰切的史例应该是著名的波兰问题。在第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1772)之前,波兰不仅是当时中欧最大的国家,而且算得上一个有历史的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施行选举君主制。在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运气,波兰始终没有经历绝对王权的洗礼。

随着俄国的崛起和西扩,这个君主国被国内的两大地方贵族集团的对立搞成分裂状态:拉多姆(Radom)同盟亲俄和东正教,巴尔(Bar)同盟亲西方和罗马天主教。应巴尔同盟邀请,卢梭为波兰政府设计了“改革规划”(1771)。[55]尽管卢梭才智超群,他的政改设计也没有来得及让波兰避免被瓜分的命运。

波兰被瓜分后,鼎力支持波兰复国的恰好是新教的英国。但英国是为了让波兰完成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未必。毋宁说,波兰成为英国站在最佳的政治地缘位置干预欧洲事务的着力点。毕竟,自18世纪以来,英国积极拓展海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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